作为科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分析的科学性，正得到愈来愈多学者的承认和重视。但是，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是西方最为古老、也是最为保守的学科之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大多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持冷漠甚至敌视态度。可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古史学者也不得不开始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19世纪末起，西方学者中便有人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古代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并最终在西方古史学中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派。由于资料的限制，国内目前对这一学派的了解不多。笔者撰写此文，意欲对该学派的情况及其学术成就稍作评介。不当之处，请学者们不吝批评指正。
一、马克思主义古史学的起源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形成于19世纪中期，但对古代希腊罗马史研究发生影响则始自19世纪末。当时，德国古史学家迈耶尔、贝洛赫、布佐尔特等人，从其保守的历史观出发，以循环论的世界观为基础，对古代历史作出现代化的解释，宣称古代希腊象近代西欧一样，经历过它的黑暗时代，早期近代和工业化，最后复归于农奴制，奴隶制的作用被无限地降低，奴隶的地位被理想化。针对这种思潮，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萨尔维奥利、基科提等起而反击。在其1899年出版的《古代世界奴隶制的衰落》中，基科提指出，要历史地考察奴隶制的作用，必须把奴隶制置于罗马经济发展的背景中，把奴隶当作生产中一般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来研究其作用的变化。罗马经济的发展，不但减少了对奴隶的需求，而且逐步显示出奴隶制在经济上的弊端，由此导致了奴隶制的衰落。萨尔维奥利指出，在古代世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因此，奴隶和无产阶级在生产中互相竞争、互抢饭碗的事，纯属现代化派的捏造。此外，有些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如韦伯等，也对迈耶尔等人的现代化派观点进行了批评，并给萨尔维奥利与基科提的著作以好评。（注：转引自芬利：《古代奴隶制和近现代意识形态》，伦敦，1981，第41-50页；加兰：《古代希腊的奴隶制》，伦敦，1988，第7-8页。）可是，当时以迈耶尔为代表的现代化派势力太大了，萨尔维奥利等的观点也有许多不完善之处，结果，现代化派的观点在20世纪上半期取得了统治地位。
在20世纪上半期的古史研究中，现代化派固然占有绝对优势，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仍然给古史研究以一定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一时期出现了柴尔德、汤姆逊、法林顿等马克思主义的古史学家。柴尔德广泛运用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近东和欧洲史前史，第一个为欧洲史前史建立起完整的框架。他的一系列著作影响了考古学上的几代人，至今也未失去其史学价值。他所提出的农业革命、城市革命等概念，今天已为历史和考古学界普遍接受，因而有人形象地把柴尔德的贡献称为“考古学的革命”。在1992年召开的纪念柴尔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虽然认为他的许多观点已被放弃，但都承认在20世纪成长起来的考古学家中，几乎没有不受其影响的，从而充分肯定了他在考古领域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注：特里格尔：《戈登·柴尔德-考古学的革命》，伦敦，1980；哈里斯编：《柴尔德的考古学》，伦敦，1994。）
法林顿和汤姆逊是20世纪上半期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他们试图借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来解释古代历史。法林顿着重研究古代科学的发展，强调只有实验科学，在古代实际上是希波克拉底派和原子论派，是真正的科学，代表着社会上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后，随着所谓理论科学的产生，贵族文化逐步取得统治地位，扼杀了古代的科学。（注：法林顿：《古代世界的科学与政治》，伦敦，1939；法林顿：《古代的科学》，牛津，1969。）汤姆逊两卷的《古代社会研究》在西方颇具影响。它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原始社会、奴隶制的理论解释古代希腊历史，涉及母权制、父权制、私有制的兴起等许多理论问题。他批评法林顿未能说明埃及、西亚等没有产生哲学的原因，主张从社会结构的变化揭示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创造出哲学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在他看来，是在希腊人中产生了一个依赖奴隶劳动、富有而又强大的商人阶级，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是这个阶级要求与思想的反映。（注：汤姆逊：《古代希腊社会研究》，两卷，伦敦，1949-1955。）无论是观点还是方法，二者显然都存在严重的不足。法林顿把实验科学和理论科学完全对立起来，并为它们贴上阶级的标签，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根本解释不了历史。当时尚属年青一代的意大利古史学家莫米利亚诺轻而易举地证明，近代的科学家如刻普勒、伽利略等都自称柏拉图派，而卢克来修所代表的原子论派在古代也不都是民主派。（注：莫米利亚诺：《古典历史研究论文集第二集》，罗马，1960，第375-376页。）汤姆逊把工商业的发展当作古代哲学兴起的基础，却没有说明古代以商业闻名的腓尼基人未能创造出哲学的原因。因此，他们的史学没能给古史研究以更大的推动和影响，反而使人们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对古代历史作现代化的解释。（注：参看德圣克罗阿：《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伦敦，1981，第41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繁荣，西方社会显得生机勃勃。同时，由于美苏冷战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在西方不太受欢迎。在古代史领域，只有联邦德国的学者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从事奴隶制研究。在英国和美国，马克思主义完全被古史学家忽视；在欧洲大陆的法国和意大利等国，马克思主义虽保持一定影响，但马克思主义的古史学家并未取得足以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成就。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经济繁荣的结束，各种社会矛盾的显露，传统人文科学的弊端也逐渐暴露，马克思主义又重新得到学者们的重视。首先是研究近现代史的学者们拿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接着，古史学家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古代社会。在这方面，法国学者走在前面。原因是法国共产党曾对纳粹进行过顽强的抵抗，在战后一度相当强大，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相对雄厚。就研究领域来说，法国学者较为关心奴隶制、阶级斗争、古代人的思想等。其代表人物有维尔南、加兰、布里昂、维达尔-内维特等。他们以贝藏松大学的古代史研究中心和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古代社会比较研究中心为主要阵地，举行了古代社会史、古代奴隶制、古代社会中的依附劳动等专题学术讨论会。从1974年开始，法国古史学家出版《古代史学家的对话》，并在贝藏松大学出版古代史丛书，成为法国古史研究中最有影响和活力的一个学派，且在欧洲和北美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不少著作都被翻译成英文出版。
英美古史学家中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产生相对较晚。大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另一些人则借口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成份已被西方思想家们吸收，没必要去研究马克思的原著；（注：德圣克罗阿：《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第19-20页。）还有一些人干脆宣称马克思剖析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古史学家，因此他的理论不适用于古史研究。然而，随着古史研究的深入和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对古史研究的指导作用终于得到人们的承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古代史方面，英国古史学家德圣克罗阿功不可没。早在1954年，他就在联邦德国的《历史》杂志上发表了《雅典帝国的特点》的长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虽未公开宣布用马克思主义说明古代历史，但在具体论证中，他特别注意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强调雅典帝国得到普通劳动者的支持，因为雅典所推行的民主政治保护他们免受贵族的压迫。而在盟邦中挑起反叛的，大都是对民主政治不满的贵族寡头分子。所以，围绕雅典帝国所出现的斗争，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注：德圣克罗阿：《雅典帝国的特点》，载（联邦德国）《历史》，1954，第1-41页。）此后，他又连续发表文章，阐述他的看法。1973年，美国语文学协会召开了一次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古典古代”的学术讨论会。在这次大会上，德圣克罗阿、卡特里奇、康斯坦、帕度奇等就马克思主义对古典古代的意义进行了热烈讨论。1975年，美国颇有影响的古典学杂志《阿瑞图萨》出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与古典学》的专号，发表了上述几位学者的文章，大大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古史学家中的影响。1979年，卡特里奇的《斯巴达与拉哥尼亚》出版；两年后，德圣克罗阿的《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与读者见面；1987年，卡特里奇的《亚偈西劳与斯巴达的危机》问世。与此同时，英国的《过去与现在》等杂志也不断发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出的文章。一些原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开始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终于使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英美古史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战前意大利饱受法西斯统治，其古史科学也受到严重影响。战后，意大利共产党、社会党等左翼政党势力强大，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因而对古史研究发生影响的时间也较早。与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意大利学者更为重视罗马史，注意研究古代世界的经济结构、奴隶制等问题，先后召开了几次有关奴隶制、依附劳动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一批论文集。在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者中，影响较大的有德马丁诺、卡兰第尼、吉亚迪那等。德马丁诺主要研究的是罗马宪法、经济和社会，其6卷的《罗马宪法史》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关于罗马经济的著作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卡兰第尼现为罗马大学教授，正主持对罗马古代城市的发掘，著有《意大利的奴隶制》等，也是一位在西方很有影响的人物。在他影响下，意大利学者对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后期的奴隶制及经济进行了广泛探索，提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看法，积极推动了古代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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