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奴隶制与古代社会的性质问题
对大多数西方学者来说，奴隶制始终是古典文明中一个令他们多少感到有些难堪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古典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样板，而奴隶制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最不人道的制度之一。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确不太容易让人接受。于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想把奴隶制与古典文明分离出来。18到19世纪，奴隶制被与基督教联系在了一起。基督教的信徒们力图证明，奴隶制是异教徒创造出来的。只是在基督教产生后，天下皆兄弟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它才被废止，因此，基督教是奴隶制被废除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19世纪中期法国的瓦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西方学者出于冷战的政治需要，极力贬低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的地位。还有一些人试图从伦理而不是历史的角度研究奴隶制，说什么为了古典文化的繁荣，民主政治的兴起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奴隶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注：有关情况请参看芬利：《古代奴隶制与近现代意识形态》，伦敦，1983，第1章。）另外一些学者虽然意识形态的色彩不是那么浓厚，但把眼光仅盯在数量上，强调奴隶在古代世界的人口和生产中从未占多数，在整个经济中不起主要作用，进而否认奴隶制对古代社会的意义。（注：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威斯特尔曼和英国的琼斯，请参看威斯特尔曼：《希腊罗马古典古代奴隶制》，费城，1955；琼斯：《古代世界的奴隶制》，观点与争论丛书，1960，第1-16页。）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奴隶制才被视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独特的剥削制度，其历史作用也得到应有的重视。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奴隶制及与其有紧密联系的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前苏联的学者在这方面虽做了不少工作，但他们那僵化的理论体系、无限拔高奴隶阶级觉悟及奴隶斗争意义的极左观点，与历史实际存在很大的差距，很难让人接受。只是在本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后，一方面，前苏联的学者逐步解放思想，对有关问题采取了更加实事求是的态度，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并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承认，另一方面，西方学者继续研究奴隶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取得某些突破，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
最早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奴隶制作用的是意大利的萨尔维奥利和基科提。他们在当时古史现代化思潮方兴未艾之时，主张把奴隶制放在罗马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确定其在罗马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但因遇到迈耶尔等人的反对，他们的观点没有产生更为持久的影响。因此，真正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奴隶制的是战后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法国、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者联合一些虽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对奴隶制有兴趣的学者连续召开了几次关于奴隶制和依附劳动的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大批著作。与此同时，英、美等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积极参与，就古代社会的性质、奴隶制的地位展开讨论，从而大大推动了奴隶制研究的发展。
一般来说，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奴隶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奴隶制的作用、奴隶的地位、主奴关系等相对具体的层面，而对古代社会的性质这类比较抽象的问题不是特别关心。加兰《古代希腊的奴隶制》一书搜集了有关古代希腊奴隶制各方面的材料，十分深入地讨论了奴隶的来源、奴隶的再生产、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奴隶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等，但并未由此深入一步，探讨古代希腊社会的性质。英国和意大利的学者稍有不同。德圣克罗阿在《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中，不仅讨论了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而且用较大的篇幅讨论了希腊社会的性质。他强调说，要判定一个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奴隶的数字并不具有决定性，一是古代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准确的统计数字足以让我们作出此类结论；一是在古代，主要财产是土地和非自由劳动，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既不剥削别人、又不受人剥削的小农和小所有者，奴隶从未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历史学家来说，数字有时并不具有决定意义，最重要的是看这个社会的有产阶级从什么人那里获得生活资料以使自己摆脱生产劳动而成为有闲阶级。他争辩说，在古代希腊，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当然是广大的小农，雇佣劳动的作用微乎其微，统治阶级赖以为生的，准确地说是统治阶级借以摆脱生产而使自己成为有闲阶级的，是由奴隶和其他依附劳动者所提供的剩余产品。也就是说，对一个社会的性质具有决定意义的，乃是统治阶级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希腊社会可以被称为奴隶社会。（注：德圣克罗阿：《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第133-204页。）较之前人的论述，德圣克罗阿的观点显然有一定的说服力。它把学者们从数字争辩的游戏中解放出来，割断了奴隶制与基督教伦理的联系，奴隶制因此被真正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而人们的注意力也脱离了具体问题的纠缠，被引向更为本质的剩余产品问题，有利于对整个社会性质的把握，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总体结论如果没有可靠的具体研究作支撑，仍然不足以说服大多数人。德圣克罗阿的结论恰恰是依靠古代文献所提供的一般印象作出的。就古代希腊的社会性质来说，如果奴隶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我们怎么也不能想象有产阶级是靠奴隶劳动而使自己免除生产活动的。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古史学家对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初期的奴隶制及罗马经济史给予极大的关注。但他们的观点与目前正在英、美等国流行的芬利派的看法有所不同。他们对商品经济给罗马经济、特别是奴隶制的发展的影响比较重视，把它看作是奴隶制发展的基本条件。卡兰第尼深入研究过罗马的经济。他指出，在公元前后各两个世纪中，意大利中西部的农业是由精耕细作的大地产控制的。在主人的严格监督和管理下，尽管生产力水平低下，奴隶劳动仍然创造了高效率的农业，并使意大利农业的商品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手工业也繁荣起来。这是罗马经济史上的大变革，是真正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但它的繁荣是以罗马对西部行省市场的控制为条件的。元首制建立后，伴随着西部地中海区经济的发展，意大利的葡萄酒、橄榄油等逐渐失去了市场，奴隶制的商品生产随之衰落。（注：卡兰第尼：《意大利的奴隶制》，罗马，1988。）在卡兰第尼的影响下，意大利学者广泛开展了对共和国后期以来罗马经济史的研究，在1981年和1986年出版的有关罗马经济史的论文集中，意大利奴隶制的兴起、对外贸易类型、生产组织、奴隶制的衰落、雇佣劳动等，都得到较深入的探讨。他们的研究表明，奴隶制同样可以在农业中得到广泛推行，并能创造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古代城市并非都是消费性城市，有些是以手工业或商业为经济基础的。他们试图证明，在古代罗马，确实存在过奴隶制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而奴隶制所以能取得统治地位，获得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因为奴隶主对奴隶的严格控制。（注：吉亚迪那主编：《罗马社会和奴隶制生产》，罗马和巴里，1981；吉亚迪那主编：《罗马社会与晚期帝国》，罗马与巴里，1986。）这些观点，似乎与马克思本人的有关论述相吻合，因为马克思曾把古代经济划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第一阶段，小农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奴隶制的发展程度有限，商品生产不够发达。但在第二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奴隶制逐渐取得统治地位，以获得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占了统治地位，小农经济陷于破产，大地产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注：参看库济辛：《卡·马克思论古代经济》（原苏联）《古史通报》，1983年第2期，第3-38页。）但是，意大利学者没有能够成功地解释这种高效率的奴隶制生产方式为什么竟然竞争不过劳动生产率低下的西部行省的自由劳动，从而导致意大利奴隶制的衰落问题。此外，对于奴隶制兴起前后罗马社会的性质，他们也没有给予适当的说明。* 在这方面，德圣克罗阿的看法不无参考价值。他认为，由于奴隶来源的短缺，奴隶主们不得不依靠家生奴。为了给奴隶抚养子女一定的时间，奴隶主只得降低对奴隶的剥削。为了在奴隶来源减少的情况下仍能维持生活的高水平，奴隶主们转而努力扩大剥削对象，进攻中小农民，甚至奴隶主的中下层，把他们变成农奴，造成奴隶和一般自由民地位的日趋接近。结果，奴隶制衰落了，自由民的地位却下降了，古典文明也走到了它的尽头。奴隶制最终被封建制代替。（注：德圣克罗阿：《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第483-503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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