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室对异姓诸侯的联系，虽不能利用血缘性的宗法制度，但同样也可以用分封制度与之联合。因为分封制度主要的内容是“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注：《左传》隐公八年众仲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赐给被封者以人民和土地，并承认其建立一独立的分族和国家。立国必须有土地和人民，如周初鲁、卫受封，就由“聃季授土，陶叔授民”（注：《左传》定公四年。），西周康王时铜器也有“受民受疆土”的铭文（注：《大盂鼎》。）。但这决非周王室单方面的无偿奉送，在举行受封典礼时立有盟誓，载明周王与受封诸侯之间，不管是同姓或异姓，都要建立主从关系。异姓诸侯也同样可以建立一个半独立性的国家政权，有其独立的军队、独立的刑政，只有在礼节上与同姓诸侯的先后排列次序稍有不同，“周之宗盟异姓为后”（注：《左传》隐公十一年。）而已。所有被封诸侯，对王室都负有贡献的义务。如春秋时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楚，楚人质问为何伐楚，管仲即以楚对周室久未贡包茅为由。而楚也感到理亏，答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注：《左传》僖公四年。）春秋时郑子产也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注：《左传》昭公十三年。）东周人说西周事，应当是可信的。足见诸侯纳贡于王室，是周制规定被封诸侯不可回避的义务。周王室对诸侯还有征役的权力，如东周敬王就说过，周成王的东都成周是令各诸侯国派出民役，合力筑成的（注：《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周敬王说：“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
另外，从春秋时的史料看，周室有难，诸侯还有勤王的义务。如周襄王以戎难告急于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注：见《左传》僖公十六年，《史记·齐世家》，《左传》僖公十三年。）；周敬王时有王子朝之乱，也曾征诸侯兵戍周（注：《左传》定公六年。）。王室有内乱，诸侯有出师平乱的义务。如周襄王时有王子带之乱，周敬王时有王子朝之乱，均赖诸侯之兵，勤王勘乱（注：周襄王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敬王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二--二十六年。）。据说诸侯对周王还要按时朝聘（注：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襄公二十四年，僖公十三年，襄公二十六年；《国语·周语》。）。战国时孟子甚至说：“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注：《孟子·告子下》。）这些都反映春秋时诸侯对周室应负的责任和隶属关系。春秋时周室已衰微，而周天子在诸侯的心目中尚且有如此威信，则当隆盛的西周时代，周天子的地位自可想见。
总之，周王与各诸候之间的关系，自从周初实行分封制度以来，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大变化，即由过去夏、殷之王以诸侯之“长”或“盟主”的身分，至周则一变而为诸侯之“君”，诸侯对周王是从属关系，毫无平等之可言。这一大的历史变革，近代有些学者早已洞察到了（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一○；晁福林：《试论西周分封制的若干问题》，载陕西省博物馆编《西周史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45-757页；周苏平：《周代国家形态探析》，《西周史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31-744页。）。这是西周“国家”政权推行分封制度的结果。西周王室与各地诸侯建立的虽然是不平等的从属关系，但另方面却使时人心目中构成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整体，使各地居民对周王室有一定的向心力，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广大群众也逐渐形成了“中国”天下一家的观念。春秋时人已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注：见《论语·颜渊》子夏语。）的思想，其根源亦应上推到西周。
西周这种大一统的初步格局的形成，使中国历史后来所走的道路与西欧古史便完全不同了。西方古希腊、罗马当时实行的是松散的城邦联盟，加盟的城邦诸国都有很大的自主权。所以，联盟的任务一结束，城邦各盟国很快就分崩离析，后来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国家；而西周的各地诸侯国是周室分封的，一开始即与周王维持着从属关系、君臣不平等的关系。周王对各诸侯有巡狩、保护等权力，诸侯对周王有贡赋、朝聘等义务，这种联系一直不断。所以，后来才产生一个地大物博的、统一的东方中华大国。如果没有西周王国，也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从以上所论，我们可以明确地下一结论，“国家”机构对社会发展所负的职能，概括起来不外两个：一个是起“缓和冲突”、促进联合以及对社会的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另一个是对人民实行镇压和统治方面的作用。“国家”最大的历史作用是起缓和冲突的方面，而不是镇压和统治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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