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唱师今、师古之争结果是肯定秦始皇的暴政而否定人民反抗的正义性
李斯“焚书”的主要借口是“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简言之，是禁止诸生“以古非今”。不少学者至今不能忘怀者，正是这一点。《中国古代史》教科书之所以把焚书坑儒作为“巩固统一的措施”来叙述，大概亦本于此。认为焚书坑儒的动机是好的，性质是革命的，是出于对“以古非今”的反动活动而采取的革命措施。议及此，笔者顿感沉重，这是要认真分析的。
在咸阳宫的辩论中，博士淳于越主张分封诸子，希望效法三代统治的历史经验，提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见解，李斯则用“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的法家理论去驳他，认为“三代之事，何足法也！”这实际上是表达了两种不同的古今观。有的人认为今不如古，往往发伤时之慨叹，动怀古之幽情，甚至以古非今，这是不对的；有的人把古今对立起来，割断古今的历史联系，也不正确；也有的人是历史发展的辩证论者，既看到古今的联系，又看到古今的区别，今是古的历史的发展，古是今的历史的前提。这看法就比较全面。
对待“以古非今”要进行具体分析。古、今之中都有个是非问题，并非是凡“古”皆坏，凡“今”皆好；反之亦然。以较为正确之“古”非议错误之“今”应该是“非”得有理；反之，以错误之“古”非正确之“今”，便是一个错误。淳于越用分封制之“古”反对郡县制之“今”，显然是一种错误意见。但是他没有把古今对立起来，所谓“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强调学习历史经验，即“师古”，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不同意“以诸侯为郡县”的郡县制，这只能说是一种政治主张，并不意味着他反对秦政权，他也为秦王朝的长治着想。如果用孔孟思想学说中的某些积极成果，诸如省刑罚、薄赋敛等主张去批评秦代的严刑酷法、繁重徭役，这个“以古非今”倒是应该肯定。当然我们不是说儒家的“仁政”学说如何进步，但在当时这样提出问题便表达了人民的愿望。李斯的主张片面得很，他认为凡是秦的（即“今”）都是好的，批评不得，谁要批评，就扣上“以古非今”的帽子，杀头灭族。
诚然，一般说来，今比古总要好些，因为历史在发展，在进步。但历史发展总是有曲折的，甚至有倒退。这里的关键是要弄清楚秦政之“今”，如果这个“今”无限美好，人们无须非议，也不应该非议。问题是这个秦政之“今”，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牢狱。试问：在“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情景下，骂一声秦始皇“以刑杀为威”有何不可？在“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的残酷剥削面前，骂一声秦始皇“贪于权势”有何不对？有些学者严守着古劣今优的准则，不问具体情况，以秦政为尺度，反对它的便是复辟，便是反动，以法学为尺度，反对它的便是复古。殊不知在这个“今”下，农民感受的是杀头灭族的牢笼、深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知识分子，就说是儒生吧，由于他们多少读过些《诗》、《书》，知道些朝代兴亡的历史，便从古书中找出某些论述或人事以寄托当时人们的某些愿望，这难道一定是复古吗？秦代社会的矛盾，其主要的，是农民同地主的阶级矛盾。在秦始皇搞“焚书坑儒”的时候，这个阶级矛盾应当说已达到激化的程度，社会处在农民大起义的前夕。整个社会犹如一堆干柴，一经点燃，便会成通天大火。与此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也尖锐化了。坑儒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1年（秦始皇三十六年）有人在石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派人查讯，找不到刻者，便把刻石附近的居民一律杀死。同年秋，有人对秦始皇的使臣说：“今年祖龙死。”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于出巡途中。次年，大泽乡点起反秦烈火。在这种情况下，看一个人，一种主张，应当首先检验他对地主和农民的态度。农民不堪剥削与压迫之苦，奋起造反，要推翻秦王朝，我们却不加分析地强调“师今”，牧师般的告诫他们要“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其实质就是肯定秦始皇的残暴统治，否定农民反对剥削压迫的革命性质。因此，不加分析地高唱“师今”、“师古”之争，结果是肯定秦始皇的暴政而否定人民反抗的正义性。
四、法家古今观的理论缺陷断送了秦王朝
焚书之后，接着是坑儒。从焚书演化到坑儒，矛头都是儒生，而儒生的“罪状”就是“以古非今”。师今、师古的问题，也是两种古今观的争论，这里需要再加以分析。
法家的历史观是一个历史进化观。他们曾反复强调三代不同礼，五帝不同法，认为“古今异俗，新旧异备”，时代变，事情变，办法亦随之而变。他们肯定历史的进步，是真正的历史进化论者。这种历史观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意义，它适应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要求，是这种社会大变革的思想武器。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派，他们满腔热情地欢迎这场大变动，肯定战国时代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动和财富权力的转移是合理的、进步的，批判儒家守旧的观点。他们的思想主张体现出新兴地主阶级批判旧制度、创建新制度的进取精神。而主张变革，正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
主张变革，反对复古，势必要在思想领域展开斗争，势必要对“法先王”的观点展开批判。锋芒所向，主要指向道尧舜、法先王的儒墨显学。侯外庐先生说：“西周氏族贵族的维新活动，虽然在客观上促进了新社会的成立，但是在主观上却自以为是挽救旧社会的危机。这一挽救危机的‘维新’思想，也作为传统而直接影响了孔、墨、更通过孔墨而影响于古代诸子。这就是说，先秦主要学派，除了法家（例如韩非）以外，大都以春秋、战国为危机时代。”（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5页。）孔子把春秋视为“礼坏乐崩”或“天下无道”的时代，墨子把春秋称为“别君”、“别士”的时代。孟子说春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他们以危机为退化，以为今不如古。所以他们诉说先王，歌颂先王之道，以为尧舜禹汤文武之世才是太平盛世。他们并非要回到古代去，而是去追求自己的理想社会。但是，他们追求理想社会的途径而是托始于“古之圣王”之世，这就是称尧舜、法先王的实质。韩非子说：“孔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韩非子·显学》）所谓“俱道尧舜”，是说他们都摆脱不了“道尧舜”、“法先王”的立言方法；所谓“取舍不同”，是说各家有各家对历史经验的弃取。但不管怎么说，这种道尧舜、法先王的先王观点是对变革的一种思想阻碍。不批判这种复古观念，变法革新就难以推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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