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竑字弱侯，号澹园，又号漪园，谥文端、文宪，江宁（今南京）人，是晚明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尤其精于史学。明代史学风气至嘉、万时期丕变，由空疏转向谨严。其中功绩，王世贞之外，则首推焦竑。在焦竑传世的三十余种著作中，史学著作计有《献征录》120卷、《熙朝名臣实录》27卷、《逊国忠节录》4卷、《国史经籍志》6卷、《玉堂丛语》8卷、《皇明人物考》6卷、《京学志》8卷、《词林历官表》3卷等，此外尚有汇录大量考史笔记的《焦氏笔乘》6卷和《续笔乘》8卷等，是明代整个学术发展中非常有影响的人物（注：其中《皇明人物考》，《千顷堂书目》是著录在薛应旂的名下，但是北京图书馆所藏万历刊本却标焦竑著，德人傅吾康（Franke,Wolfgang）推测是当时书商所为，参见“An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Kuala Lumpur and Singapore: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Pp.93-94.具体有待考查。）。
一、“以知性为要领，而不废博综”
关于焦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三》方以智《通雅》条评论明中叶至清初学术由虚至实发展时曾提及说：“明之中叶，以博洽著称者杨慎……次则焦竑，亦喜考证。而习与李贽游，动辙牵缀佛书，伤于芜杂。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琚、朱彝尊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119。中华书局影印本。） 而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则称之：“积书数万卷，览之略遍。金陵人士辐辏之地，先生主持坛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学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注：《明儒学案》卷35《焦竑》。中国书店海王村古籍丛刊本。）这二个评论，前者是清人从考据学发展的角度评论焦竑作为考据学家的学术地位，后者是明人从理学发展的立场论述焦竑作为理学家的学术地位，而二者的结合，恰恰勾画出焦竑以一理学领袖的身份博综学术的风貌、特点及其由明及清学风转捩中的地位。
从焦竑思想学术体系看，是属于“大多能赤手以搏龙蛇”的王学泰州学派（注：《明儒学案》卷32《泰州学案》。）。史称他“讲学以汝芳为宗，而善定向兄弟及李贽”（注：《明史》卷288《焦竑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尤其与“异端之尤”的李贽声气相投，“笃信卓吾之学，以为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人第二席”（注：《明儒学案》卷35《焦竑》。中国书店海王村古籍丛刊本。）。“二人相率而为狂禅，贽至于诋孔子，而竑亦至崇扬墨，与孟子为难”（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25，子部杂家类存目二《焦弱侯问答》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认为“孔孟之学，尽性命之学也”，“唐疏宋注，固我聪明”，“学道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注：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2“支谈”。中华书局排印本。），并以“囊括三教，熔铸九流，以自成一家之言”为自己的学术要求（注：焦竑：《澹园续集》卷14《管志道墓志铭》。金陵丛书本。），是晚明异端思潮的主要逐浪弄潮者。但是在我们注意焦竑与李贽等思想相似的同时，我们也体察焦竑与这些人的差异，如焦竑尝婉然微词李贽“快口直肠，目空一世，愤激过甚”（注：焦竑：《焚书·序》。李贽《焚书》中华书局排印本。）。又，李贽曾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注：李贽：《焚书》卷1《答邓石阳》。中华书局排印本。）焦竑却冷然问曰：“倘知人人寻常日用无时不见前，无人具足，又何必钻研故纸，强生枝节，如蚕作茧，自苦自缚”（注：焦竑：《澹园续集》卷22《题袁太史》。金陵丛书本。）等等。因此与李贽等人相较，焦竑更强调为学的博与实。他的弟子陈懿典评论他的学术特点，是“以知性为要领，而不废博综”（注：陈懿典：《尊师澹园焦先生集序》。焦竑《澹园集》金陵丛书本。），即承继泰州学派的余绪，在重心性的同时不废学的博综，“反对吐弃事物，索之窈冥之乡以为道”（注：焦竑：《澹园续集》卷3《送翁郡侯周野之抚州序》。金陵丛书本。），“饱食安坐，典籍满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注：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4“韩忠献”条。 中华书局排印本。），强调读书博闻，由博返约的求道途径（注：参见金陵丛书本《澹园集》卷48《古城答问》；《澹园续集》卷47《崇正堂答问》等。）。所以《明史》本传在对焦竑“颇以禅学讥之”的同时，也不得不说他“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注：《明史》卷288《焦竑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关于焦竑学术的博洽征实，除黄宗羲称他“积书数万卷，览之略遍”外，朱彝尊亦说他“储书之富，几胜中簿，多手自抄”（注：转引粤雅堂丛书本《焦氏笔乘》伍崇曜跋。），亲眼看到焦竑藏书的澹生堂主人更是描绘说，焦竑“藏书两楼，五楹俱满”，“一一皆经校雠，尤人所难”（注：转引《焦氏笔乘》中华书局排印本李剑雄点校说明。），说明他研讨的广博与刻苦。焦竑的史学著作大都能体现其广博的特点，例如《国朝献征录》收录的各种文献近千种，而他的学术笔记《焦氏笔乘》、《续笔乘》所涉及的学术范围，更是包括了上起先秦，下至当代的经学、史学、哲学、以及宗教、博物、典章制度、金石文字、目录版本等各个方面，显示了焦竑学术博洽淹通。其中考史者像“印文之误”、“汉官名”、“师古注误”、“纪传自相矛盾”、“徐广注误”、“年月抵牾”、“史记多为后人淆乱”、“史公疏漏”、“煮枣”、“薄昭书”、“国吏二百石及比者”、“兼称代魏”、“崔浩受祸自有故”、“吴越改元之证”、“通鉴误认汉纪”、“史记吕氏春秋之异”、“通鉴之误”、“左氏史记之异”等等，或理证，或内证，或旁证，或训以音韵方言，或广参金石地志，充分显示焦竑对各种考据方法的娴熟运用和驾御各种文献的能力，以至于对他“颇以禅学讥之”的清人也不得不承认，“明代自杨慎以后，博洽者无过于竑”（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6，子部道家类焦竑《庄子翼》提要。），而他的考据成就则“是跨杨氏（慎）以上”（注：蒋国榜：《焦氏笔乘跋》。《焦氏笔乘》粤雅堂丛书本。）。
与时人的肆意炫耀夸博不同，焦竑的治学是博而精神，“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注：顾起元：《玉堂丛语序》。《玉堂丛语》中华书局排印本。）。其中焦竑的闻见博主要是得之于他的勤于搜辑，焦竑说自己是“读书之暇，多所札记”。“迨牵丝入仕，随所见闻，辙寄笔札”（注：焦竑：《焦氏笔乘自序》。《焦氏笔乘》粤雅堂丛书本。）。“迨滥竽词林，尤欲综核其事，以待异日参考”。并在当时“顾衙门前辈，体势辽阔，虽隔一资，即不肯降颜以相梯接，苦无从咨部”的情况下，转“就简册中求之”，凡见有用的材料“辄以片纸志之，储之巾乡”。（注：焦竑：《玉堂丛语自序》。《玉堂丛语》中华书局排印本。）而焦竑的取舍严，则是基于他对史学严肃性的自觉认识。焦竑认为，资料搜集“此为史职，非第如欧阳公所云夸于野老而已者”（注：焦竑：《玉堂丛语自序》。《玉堂丛语》中华书局排印本。）。此外，焦竑对于各种史料相对价值的理解与批判性地把握选择的学识和才能，也是保证他的史学能达到取舍严的学术境界的条件。从焦竑的史学代表作《国朝献征录》可以看出，尽管他曾认为实录存在着“名实相违”，“是非多谬”的地方（注：焦竑：《澹园集》卷5，《修史条陈四事议》。金陵丛书本。），而墓志更是“后之子孙稍有赀力，妄为刻画，盖无不铭之祖父，亦无不美之铭”（注：焦竑：《澹园集》卷4，《论史》。），但在具体的编纂中，仍视包括实录在内的官方文献资料和碑刻墓志等为第一手材料而格外重视。焦竑对各种史料相对价值的分析，在《国史经籍志》史部各类的各个小序中多有辩证的说明，例如其卷3杂史类序中说道：“前志有杂史，盖出纪传、编年之外，而野史者流也。古之天子、诸侯皆有史官，自秦汉罢黜封建，独天子之史存。然或屈而阿世，与贫而曲笔，失其常守者有之。于是岩处奇士，偏部短记，随时有作，冀以信己志而矫史官之失者多矣。夫良史如迁，不废群籍，后有作者，以资采拾，奚而不可？但其体制不醇，根据疏浅，甚有收摭鄙细而通于小说者，在善择之已矣。”（注：焦竑：《国史经籍志》。丛书集成本。）所以焦竑在一篇《论史》的论文中，针对当时“改弦易辙则疑于纷更，循途守辙则疑于胶固，野史家乘则疑于越俎，甲是乙非则疑于聚讼”的情况，指出撰史要“章奏采矣，而又参之时论；志铭收矣，而又核之乡评”，才能“伪不胜真，同可为证”，形成信史。（注：《明史》卷288《焦竑传》。中华书局标点本。）这些可以说都是有关史料采择的有价值的理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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