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朝献征录》与《国史经籍志》
对于焦竑的主要史学活动与成就，他的学生徐光启概括说：先生“身为国史未获裁成帝坟，金马、石渠之间未及于政，诸所诠次擘画，斯亦绍明世，继《春秋》，敷赞翼新之端，灼然可见者也，即所论撰《经籍志》，若诸藏史何渠？非我明一代文献足征，而曩昔临轩大对醇乎其醇，视之洋洋汉廷者何如哉！”这里徐氏所说的就是焦竑的两部史学代表作《国朝献征录》和《国史经籍志》。
《国朝献征录》作为焦竑最重要的史学代表作之一，严格说只能算作是明代传记资料的汇集。与同时倡导史学征实的王世贞一样，无论是从材料的收集上，还是从所具备的个人才干上，焦竑完全有可能像当时许多人那样编纂一部成史（李贽撰《续藏书》便得惠于焦竑的资料），但是焦竑却没有贸然行事，这一点也反映出焦竑治学为人的谨慎。
《献征录》作为明代最完整的传记资料集，“煌煌巨编足当明代传记之冠”（注：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献征录》出版说明。），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明末著名史学家黄宗羲的父亲黄尊宪，临终前曾经谆嘱宗羲说：“学者最要紧是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注：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1《梨洲先生神道碑铭》。1936年上海商务铅印本。）。而清代最娴于明代史料的史家万斯同，则十分具体地说到《献征录》在明代史料中的地位，他说：其“向尝流览前史，粗能记其姓氏，因欲遍观有明一代之书，以为既生有明之后，安可不知有明之事？故尝集诸家记事之书，读之，见其抵捂疏漏，无一足满人意者。如郑端简之《吾学编》、邓潜谷之《皇明书》，皆仿纪传之体而事迹颇失之略；陈东莞之《通纪》、雷古和之《大政纪》，皆仿编年之体而褒贬失之诬；袁永之《献实》，犹之《皇明书》也；李宏甫之《续藏书》，犹之《吾学编》也；沈国元之《从信录》，犹之《通纪》；薛方山之《宪章录》，犹之《大政纪》也；其他若《典汇史料》、《史概》、《国榷》、《世法录》、《昭代典则》、《名山藏》、《颂天胪笔》、《同时尚论录》之类，要皆可以参观而不可为典要。惟焦氏《献征录》一书，搜采最广，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传。虽妍媸备载，而识者自能别之。可备国史之采择者，惟此而已。”（注：万斯同：《石园文集》卷7 《与范笔山书》。四明丛书本。）说明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
《献征录》最初纂辑于焦竑担任史职期间，当时是为国史的编纂准备的。不料会三大殿灾起，同时“绪业未竟，而忌才者至，踬先生成东山之高”，被迫辞官回到故里。“然先生即归田，若而年不忘其初，凡所睹闻，佥命掌记，时为缵辑”（注：黄汝亨：《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最终成就《献征录》一书。
《献征录》被人推许的原因之一，是它收集的材料完整丰富。《献征录》既称“献征”，说明其纂辑目的就是要“储一代之史材，以信今传后人”，所以焦竑在《献征录》中尽可能广泛地收录有关资料，即“累朝训录，方国纪志与家乘野史，分类别采而辑之；自禁中之副，名山之藏，通都大邑之传，毕登于简，一代史材犁然大备”（注：顾起元：《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计《献计录》全书“凡百二十余卷，万有一千余页”，收集了明开国至嘉靖末百余年间，“自同姓诸侯王传，文臣、武臣以及四夷等传”（注：黄汝亨：《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若举一代王侯将相、贤士大夫、山林瓢衲之迹，巨细毕收”（注：顾起元：《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多达千余人。体例以宗室、戚畹、勋爵、内阁、六卿等以下各官分类标目，没有官职的人物，则按照孝子、义人、儒林、艺苑、隐佚、寺人、释道等目分别记载，最后以胜国群雄、四夷二传为殿。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几部传记著作比较，“盖其目广于（雷礼）《列卿》者什五（其记仅局限‘列卿’），“其人多于（徐竑）《琬琰》者什七（正、续录仅收212人）”（注：顾起元：《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同时由于焦竑曾经担任当朝史官，又恰会朝廷修国史事，得尽窥石渠秘籍，不似“彼寒俊野老，目不窥金匮石室之藏”，“一方一技之士井底窥观”（注：黄汝亨：《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所以他编辑《献征录》时，能够极尽搜集网罗之能事，往往在一人传下收录有包括碑铭、实录、杂传等在内的好几种材料，例如王守仁，除收录了王世贞撰《新建伯文成王公守仁传》外，同时又收录了《封爵考》和《耿恭简集》中的有关内容。因此《献征录》这样一部“出而一代之人材政事如指诸掌，览者资之为政鉴，作者资之为史材”的著作（注：顾起元：《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自然会受到士人的珍贵。
《献征录》被人推许的原因之二，是它的义例精审。《献征录》作为一种传记资料汇编，其体裁最先见用于宋代杜大圭的《名臣碑传琬琰集》。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年）的徐竑，亦仿其体作《明名臣琬琰录》。但是比较而言，都没有《献征录》囊括的范围广，编排的体制完备。《献征录》之目，因最初是为国史的撰述拟定的，所以它的体制除无本纪部分外，其它一准正史的规模（注：参见中华书局排印本谈迁《艺林杂俎》“艺篑”条，其中所记当时国史拟定的传记之目与《献征录》目录相近。），从宗室到四夷，严整有秩。例如，为了保证整体体例的严整和材料的不重复，《献征录》往往采用别见法，即名虽在此而传实录在彼，像勋爵类中的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忠勤伯汪广洋等，其传下皆注曰“别见中书省”，而中书省类则只录其名，事迹并不复出。体现了焦竑的史才。
《献征录》的材料方面，虽然搜罗很多，但是由于取舍和安排有秩，所以并不杂滥，可谓“其迹该，其幽阐，其是非辨，而折衷严”（注：黄汝亨：《献征录序》，见《献征录》上海书店影印本。）。整体看，《献征录》处理材料大致采取这样一些方式原则：第一，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采录有关资料并注明出处。第二，在多种史料并录的情况下，安排中有主有次，视情况灵活处理，一般是以一、二种材料为主全文录出，而节录其他材料的相关部分做为补充。例如卷五徐达，全文收录御制《徐达神道碑》和黄金《开国功臣铭·徐达》外，又附录了节录的《李氏藏书》。又如卷十二杨士奇，在收录王直《杨文贞公传》的同时，亦收录了陈赏的《东里先生小传》，并注曰“此传专记居家居乡行谊”，最后节录《胡子衡庐稿》和《灼艾集》所记逸事附于后。第三，传主事迹虽然见于他书但是记述过于分散的，则只注明参见书目。例如卷十二金幼孜，传记采自《实录》而文尾则注道“以上并见《北征录》”。从《献征录》对史料的剪辑诠配上，可以看出焦竑为蓄一代史材的苦旨匠心。
如果说《献征录》作为“献者贤也”使一代人物得传的著作，那么，《国史经籍志》则是焦竑使“一代文献足征”另一方面的集中体现。
《国史经籍志》凡六卷，分类上首列制书类，其它则依照传统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各类目之后有论。所收各书采自历代史志书目，不论存亡一并收录。末附《纠缪》一卷，驳正《汉书》、《隋书》、《唐书》、《宋史》等正史之艺文志及《四库书目》、《崇文总目》、郑樵《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诸家分门的错误。初为国史的编纂而作。国史事废，其书遂单行。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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