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剥削方式的发展变化看地主制经济体系
庶民地主产生以后，可能采取，而且实际上采取的经营方式或剥削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使用奴隶，二是使用雇工，三是使用佃农，即采取租佃制经营方式。这三种方式战国时代都已经产生了，到了西汉中期以后，租佃制已经明显地占了优势。而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租佃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是与依附关系的发展同步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从农民方面看，战国秦汉农民剧烈分化，破产农民的出路，或卖身为奴，或当雇工，或当佃农。战国以后，奴隶制的成分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春秋以前主要是俘虏奴隶，春秋战国以后随着旧的共同体的瓦解，债务奴隶迅速发展起来，罪犯奴隶也有不少数量），奴隶问题一度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奴隶制始终没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为什么？农民对这种发展趋势的反抗，政府对这种发展趋势的制止，都是重要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农业生产形成精耕细作的传统。精耕细作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条件有利方面克服其不利方面的一种巧妙的农艺；它是我国农民在长期农业实践中的伟大创造。这种精耕细作的农艺，讲究因时、因地、因物制宜，要求劳动者有较大的经济自主权和较高的生产主动性。在主人的皮鞭下劳动的奴隶是不可能精耕细作的。在精耕细作已经出现的条件下，农业上使用奴隶，生产效率低，监督费用高，是没有前途的。佃农，哪怕是依附性佃农，仍然保留其经济的独立性，仍然有相当的生产自主权，仍然有独立发展的余地，农民是比较愿意接受的，也比较有利于生产的发展。这就是租佃关系为什么被人们所接受，获得发展，并最终战胜其他方式取得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
早期的租佃关系，看不出有严格的人身依附色彩；扩大一点说，井田制和领主制瓦解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人身依附关系不是趋向强化而是趋向松弛的。这和原来的有机共同体的解体有关。但西汉中期以后，尤其是东汉以后，依附性佃农，以至整个地说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迅速发展。重要原因之一是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某种变化。战国至西汉中期，个体小农虽然是当时的主要生产单位，但当时牛耕尚未普及，个体小农所使用的主要是铁锄、铁锸等小型铁农具，这种小农经济还是比较脆弱的。黄河流域牛耕的普及是从西汉中期“耦犁”的推广开始的。许多个体小农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用“二牛抬杠”式的耦犁。耦犁的推广引起生产单位扩大的趋向，导致豪强势力的发展（豪强势力发展的另一经济背景是西汉中期以后陂塘水利的发展，因为陂塘是单个小农家庭无法修建的，修建或掌握了某个陂塘的豪强地主往往同时控制了整个灌区），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经济力量薄弱的小农不得不依附于豪强地主。这可能是西汉中期以后依附关系强化的深层经济原因。
依附性佃农的发展，还与国家政策，与国家处理它和地主、农民关系的方式有关。在封建地主制下，国家主要通过户籍制度控制农民，目的是迫使农民提供赋役。当时土地税很轻，属于人头税范畴的赋役很重。这种政策有利于地主而不利农民。破产农民仍然在政府户籍控制之下，如果他们给本地地主当佃农，虽然不用交纳田租，但仍然要负担苛重的赋役，这是破产农民所无法负担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逃亡一途。逃亡在外地，脱离了政府户口控制的农民，有一部分庇托于异地的豪富，成为他们的依附性佃农。这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合理的选择。所以，这种依附性佃农相当大程度上是在流亡外地的人口中发展起来，在很长时期内，佃农被习称为“客”，我想，原因是在这里。在本地，依附性佃农后来也在宗族关系的掩盖下逐步发展起来。
从上述分析看，依附性租佃关系发展的前提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地主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的壮大，但同时确实与政府“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政策有关。这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依附性租佃关系的发展，是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的。到了魏晋南北朝，在长期战乱和人口大迁移的环境里，建立在对依附人口的控制和剥削基础上的世家豪族地主经济，对南方的开发，对北方农业经济的维持和延续，显然是有积极作用的。但这种依附性租佃关系在政府看来是不合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依附关系或私属关系获得部分的合法性，但始终没有获得完全的合法性。所谓“土断”“括户”，以至屯田制、占田课田制、均田制等等，从某种意义上看，都是政府与地主争夺对劳动人手的控制。但由于政府实行“以身丁为本”的赋役政策，矛盾始终没有解决。直到中唐以后，封建国家的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赋税改“以资产为宗”，土地税比重增加，人头税比重下降，国家的户籍制度也有较大变化，区分了主户和客户。地主、国家、小农的关系也相应地有了较大的调整，封建地主制经济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上分析表明，地主经济是和农民经济、国家经济及其职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把它们看作是相互联系的统一的经济体系，才能更好地揭示其发展机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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