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未来是人类思想的一个永恒主题。它发生于先民对自然和人事的推测，此后在宗教或科学的说明中展开，对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时刻发生着影响，甚至决定了某些历史事件乃至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的动向。它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对历史学而言，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历史思想的诸问题往往由此生发，历史著作的内容和面貌则依其塑定。因此，从本源上清理这一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对我国早期史学的关系，应当是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以往没有专文对此进行研究。本文拟就此进行整体的梳理并论及对史学的影响。
本文所谓的历史，是指广义的历史，亦即既往的自然和人事，而未来，则是指其可能发展的趋向或结果。为了表述方便，“帝”、“天”、“神”、“鬼”在超自然力的意义上，不加以严格区分。
一
先秦时代对历史与未来的认识，是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论逐步深入发展的。大约以春秋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可以断定，先民历史与未来观念的建立，最先基于日常认识方式。日出月落，春华秋实，鸟聚于林，鱼汇于渊，相信这些反复出现的事实，早就在原始的思维中建立起了既往和未来的一些零碎的、个别的、片面的、局部的联系。分析我国上古神话传说，实例很多，不必一一引证。这些联系，既有客观的，也有臆想的；既有确定的，又有非确定的；既有单一的，又有复杂的；既有现实的，又有宗教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基于日常认识方式而产生的最初的历史观的特点。
勿庸赘言，考古发掘据实物推论和古文献资料的转述证明，原始社会的先民们最初的历史意识都是与神和祖联系在一起的，即与神和鬼相联系的。这种观念延续下来，即如《礼记·表记》集中概括所表述：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三代社会中都有神鬼的地位，只是远近不同而已。但稍加考查就不能发现，这种距离的差异，并没有改变其相应的思维模式，即是说其基本思维模式是完全相同的：上帝（西周后亦称天）主宰人间的一切，人王按上帝的意志行事，人王的作为影响着上帝的决择。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亦是将来。上帝的至上地位，论者甚伙，容不烦言，请仅论人的反作用方面。
首先，神的意志是通过人的努力求得实现的。这里所谓的神，包括早已造就的各地域的天地神祇、祖先神和至少在夏后期就出现了的超自然神上帝。但无论是何方神圣，都没有如《圣经》中的主那样凭空造万物的本领。《世本》中《居篇》、《作篇》所载世用器具，皆为多人所创制，而历史功业更是通过人的行为垂成。《尚书·尧典》（注：《尚书》诸篇成文年代，学界多有异持。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第一节中曾主张篇中有“天”称呼者，都不能视为殷人的原作。而不少学者，如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十七章第四节则反对郭氏此后对上说的修改。笔者认同陈氏等人的观点。但用后代语辞以表前代之意，为宗周以来传述方法通例之一，本文仅在神人关系的意义上征引此类篇章。）首叙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先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极颂以德兴天下。“命羲和”之后，虽有“钦若昊天”之语，然以下观星授时至“以正仲冬”，皆羲和奉命而为。而“庶绩咸熙”更是直接于“允厘百工”。皋陶论政（《尚书·皋陶谟》），首论“在知人，在安民”。论知人而言及“九德”尽为人具。只不过“天工，人其代之”而已。诚如舜所歌，上要“敕天之命”，而成败在人是“惟时惟几”。夏灭有扈氏，公开宣布是“恭行天之罚”。（《尚书·甘誓》）汤灭夏，亦宣称是“天命殛之”。（《尚书·汤誓》）凡此种种，都反映了人据神命而成事的理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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