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历史与未来的思维可图示如下：
神
↑
↓
历史←→人←→未来
在考察殷商以来的历史与未来思想形成与发展问题时，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第一，我们所描述的思想意识，不是从他们自己对其思想的直接表述的材料中提炼的，而是从他们的生活过程中抽绎的。质言之，这些思想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个别人的头脑或文字表达中，而是实在于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即是说殷商以往的神人共创、神人共决历史的思想意识，不仅仅停留在思想意识的层面，而早已转化在生活方式之中了，无论王公大人，庶民百姓，或龟或卜以定行动，事实上已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灵魂。这就是殷商以来传播和利用历史知识的社会基础。
第二，应当注意到我国早期的系统历史知识，都掌握在具有浓重宗教性质的史官和乐官手里。学界已有共识。不赘。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的职务和生活环境，不能不使他们记录或转述的历史，带上神人相与的意识。作为我国古代留存和传递的主要渠道，自殷商至春秋中期，基本上没有变化。史官和乐官世袭相传，相对封闭的承继体制，保证了历史知识结构的稳定。此后，“王官失守”，其抱典载籍离散四方者，在社会上扩展的只能是这一种历史知识或者资料。这就是中国先秦历史著作产生的史料背景。
二
关于历史与未来的思想，大约自春秋中叶以后，出现了理论探讨的趋向。
历史是可知的，并可通过种种方式予以留存，是殷商宗周时期笃信不疑的公理。“上古结绳而治”或依口耳流传以识古，已为民族学而旁证。“圣人易之以书契”，则有卜辞、《书》、《诗》和各国史乘可实证。历史可知否，历史可传否，就是到了百家争呜的战国时期，也从未有人提出过根本性质的质疑。诸子广引先王之书，至于告、传、言、语，明史持论，反映的都是“往者可知”的观念。例如，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历史是可以根据足够的文书和贤者的口述而得知的。企图对历史的可知性进行具体说明的，突出的是墨子。他多次徵引夏、商、周书，强调“圣王”、“先王”之“传”，为了证明其观念的可靠而力言历史记载的可靠，反复呈说，不厌其烦。例如他在《明鬼下》中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以论鬼神之说，又总其要曰：
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论，故琢之盘孟，镂之金石，以重之。
从历史的可知性角度看，这里表明的是前人认为历史可载于文字而流传，而后人凭借先人所遗而得知，亦如亲见。他在《兼爱下》中说：
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何以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
应当说，墨子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但这经验的论说，是整个先秦时期，也许是整个中国古代对这一问题最明确而集中的阐述了。历史可知，在古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乃至后世的史学家也不把它当作理论问题提出来加以更加全面、深入的论证。在这个意义上讲，墨子的论说是极可贵的。
和墨子相比，在何以知真正的历史方面，孟子的看法有积极的实践意义。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孟子·尽心下》）证明他并不反对墨子的观点，只不过有所保留罢了。他持保留态度的理由是《武成》中所载“血流漂杵”，绝非极为仁道的周武王所为。以道德情理揣度资料记载的确实性，未必可取，然而它们毕竟反映出了从历史资料得知历史真实，需要建立某些标准的思想。到韩非子那里，更提出了以“参验”以定历史真伪的主张。（《韩非子·显学》）这一思路，对司马迁之后的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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