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 因素 乃（王）心卿士庶民龟筮
序号 结果
1 大同 + + ++ +
2吉+ - -+ +
3吉- + -+ +
4吉- - ++ +
5 作内吉作外凶 + - -+ +
6 周静吉用作凶 + + +- -
显然，这是个神人共决系统。天人同心，为大同；任何人，无论“乃心”、“卿士”、“庶民”之一与天同心，亦为吉。值得注意的是四、五的组合。庶民与天同心为吉（组合四），而仅与上帝同心，却是内吉外凶（组合五），显示庶民与王在这一决策系统中的作用并不等效，庶民重于王。而组合六，天人完全相左，前途也不完全是凶。如果再加上所言“三人占，则从两人之言”，人在其中的回旋余地就又扩大得多了。参照《洪范》其它部分，例如其对“五行”、“五事”、“八政”、“皇极”等部分的论述，这种思想倾向就更加显豁。
神人交感共创历史，共决未来的思想在周初得到充分的发挥。在上引《洪范》“九畴”之八“庶征”一节就有明显的表露。全面表现出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则要数周公。
《尚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多士》等篇，记述的是他的政治演说，其引征历史、证明现实、展望未来，都贯穿着神人交感的思想。他认为，夏、商、周均得天命，其中的圣明者，都是听天命尽人事的。如殷的中宗、高宗、祖甲，到周的文王，他们敬德爱民，谦恭勤勉，“登闻于天”，上帝降福。相反，夏桀、殷纣，为非作歹，“故天降丧”。实际上“上帝引逸”（《多士》），只要桀、纣“适逸”，上帝也会改变主意的。周自太王、王季至文王，“克自抑畏”，特别是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用咸和万民”（《无逸》），“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接受天命的周王朝只能“上下勤恤”，才可以说“我受天命”，才可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召诰》）只有：“不敢不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君奭》）不然，虽“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沉；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君奭》）前途实在堪忧！概括起来，就是“天命”于王，王敬其“德”，“敬德保民”；而天从民欲（《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天考王德，交感而演进。
周公还强调以历史为“监”（鉴）。按《诗·大雅·荡》，这个“鉴”字是周文王首先提出来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文王》又说：“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周公继承了这一思想并随时张扬。《康诰》说：“予惟不可不监。”《酒浩》说：“我岂可不大监抚于时！”《梓材》说：“若兹监。”《无逸》说：“嗣王其监于兹。”《君奭》说：“肆其监于兹。”而《召诰》说得更痛切：“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都是引同类或相似的既往之事的败坏，作为现实行为或举措的警戒。隐含其中的思想根据是，相同或相近的条件下，对相同的或相近的处置对象，采取相同或相近的处理方法，必然会得到相同或相似的结果。从历史与未来的角度看，它透露出了未来可知和何以知的自觉意识。这种思想自文王首发于前，周公力倡于后，虽没有任何人出来加以理论的证明，但国人深信不疑，成为中国运用历史知识而经世的主要方法。《易·系辞》的“彰往知来”、《礼记·经解》的“疏通知远”，直至章学诚强调“智以藏往，神以知来”（《文史通义·书教下》）等等命题，其核心还是一个鉴字。它在理论上的发展，远远不及它实际应用中所表现出的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这需要细致的分析和阐述，非本文可以容纳，只好留待另文了。
宗周人对历史与未来的认识，观《诗》之《雅》、《颂》与《书》，如影随身，几乎完全相同。例子很多，兹举《诗·大雅·皇矣》为说：“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彼二国，其政不获。维此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廊。乃眷西顾，此维观宅。”周的开国史，是上帝决策成就的，但迁于岐而“作之屏之”、“修之平之”、“启之辟之”、“攘之剔之”却是受命之王率先民而为。此后“帝省其山”，感到满意，又“度其（文王）心”、“貊其德音”，于是告诫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生登于岸”，于是“（文）王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伐密获胜；帝又“谓文王予怀明德”，“顺帝之则”，颁布了“伐崇墉”的命令，于是文王“是伐是肆，是绝是忽”，从此“四方以无拂”。这类神人共创历史的颂歌，在殷商和宗周的殿堂中回旋，也在各诸侯国的神庙中飘荡。时人的历史观随时得以播种和滋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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