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即是由文王政治的成功，而预言行文王之政者的前景。可以说孟子在多数情况下言及历史都是这一思路。循此，他在对历史与未来的问题上，达到的至高点就是他“一治一乱”的长篇论说。《孟子·滕文公下》载公都子问他为何“好辩”，他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接着他自尧舜历述至于当时以证明“治”、“乱”相替。最后他总结说：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莫，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不用深究即可看出，孟子对历史的总结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但他这一“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概括的“一治一乱”，则是中国最早带有历史总规律性质的表述。而规律覆盖的不仅是历史和现实中的事实，而且包括可能的事实，它的普遍性包容着对未来社会的总预测。在这个意义上，“一治一乱”实在是先秦时期从经验出发关于历史与未来思想最高层次的表述。孟子自身的证明，人未必以为然，但乱极而治，治至而乱，在截取某一特定的时期，基于某些特定的观察角度，则有与事实的符合。这样，可以说“一治一乱”揭示的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概率规律，虽然它只是表象的。此后中国二千年，无论对民间或学人，“一治一乱”的观点影响不小，除了孟子自身的声名之外，不能不承认它所揭示的有社会的实在。
和“一治一乱”的思想相比，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表述就逊色得多。此说见于《孟子·公孙丑下》：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以五百年为单位粗约划分历史，又见于《孟子·尽心下》，以“五百有余岁”为单位，说的是“见而知之”和“闻而知之”的事，其五百年具体是指尧舜至汤、汤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参照前引其“一治一乱”的论说，以上三说的时间起迄是不同的：
1、“一治一乱”说：禹--周公--孔子
2、“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说：周以来--孟子
3、“五百有余岁”说：尧舜--文王--孔子
以上可见，在时域上三说是不吻合的。即是说，第二说并非是第一说在时限上的具体化。而第三说也不是第一和第二的历史证明。一言以蔽之，它们之间没有实质上的联系。细究第一、二说，相同的只是历史循环的思路。但“一治一乱”说在设定条件下可得到历史事实的支持，是经验的总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说，则无事实上的符合，孟子也没有加以证明，且设问为何必为“五百年”，就不能不败露出先验的真相。孟子的思想中有“主宰之天”，在历史与未来的看法中，就藏在“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背后。
荀子《非十二子》中批判子思、孟子说“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闭约而无解”，其中孟子的“五行”，至今不知所指。如从“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看，是否“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即是其内容之一呢？
真正以“五行说”著称的是齐人邹衍。他创造的人类社会进程公式是“五行相胜转用事”。无论历史和未来，都在他设定的“土、木、金、火、水”的转移中循环。天地剖判以来，黄帝为土德，夏禹为木德，商汤为金德，周文王为火德，历史是“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的历史。“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完成一循环。终而复始，都规范于“五行相次转用事”的先验公式之中。这种循环的历史观，用墨家经验类推的逻辑，把“尊天”与“尚德”结合起来，将历史的演进用一个往来统一的公式加以表达，说明历史也预测未来。在思维的层次上，这种统一性，是对以往零乱或无序的“天人相与”思想的一种拔升。经验的低层次类推，在科学蒙昧时期，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具有相对的可靠性。这就使荒谬的“五德终始说”具有了相当大的迷惑性。由此，在当时就有不少统治者为它捧场，以致于始皇采其说而行政，对此后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是因其迷惑性，看出个中底里的人也不断地揭露和批判它，成为了社会和思想进步的箭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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