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非一人一时所作，大约成文于战国时期，是《易经》的理论完善。此前，《易传》的主要内容早已是卜筮们的信仰和操作规范，将其集中起来加以整齐，使其系统化，进行较全面的说明，则是卜筮思想发展的里程碑。从历史与未来这一思想范畴审视它，可以说它是先秦时期神人共创历史和未来思想的典型和集中的理论文献之一。从这一角度，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易传》明确将历史进程与“观象于天”与“取”法于卦联系起来。《系辞上》说：“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生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天意所示，是由圣人“则之”、“效之”、“象之”的。《系辞下》具体描述了这一历史过程：包牺氏“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等等。总之，凡有所作，皆有取法，演而为史。
其次，在论证“天”定的同时，强调了人的能动作用。《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天、人、地交感而动，所谓“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系辞上》）《易》虽然是圣人“幽赞于神明”（《说卦下》）而成，亦包含着圣人的体验，即所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系辞上》）而“天”只为“人”之助，言“佑”不言“命”：“《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系辞上》）因为“神无方而《易》无体”，虽“显诸仁”，但“藏诸用”，虽“鼓动万物”，但又“不与圣人同忧”。圣人接收神的启示，“吉凶与民同患”，“日用而不知”“道”的“百姓”则接受圣人之所“教”、所“禁”、所“使”。总而言之，就是“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这里须指出，原卦爻辞中冥冥在上但无名之力量，在《系辞》、《说卦传》中以“天”确定；原先直接作用于人的神力，加入了一个“圣人”的中介，这样一来，其思维模式，与本文前一部分图示的就没有什么两样了。所不同者，前文所示，来自事例的抽绎，而后者则是理论阐述的条理。
三
社会的继承遗传有许多规律可寻。其中，最重要也最容易使人忽视的是它的整体性。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制约，使构成社会的诸元企图孑然独立进行单体演进都是十分困难的。这种整体性，也表现在社会诸元自身的整体性方面。就意识形态说，前代总是以其总和的形式，即以其思想意识总量的形式留存给后代。它主要包括两个部份。第一是前代的思想、文化资料、它们主要给后代知识分子（包括统治者中的代表人物）提供了选择和发展的基础。第二是已经渗透于社会基本群体生活方式的那些思想意识。就质而言，后者的系统性和精致程度远远不及前者。就量而言，前者对社会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远远不及后者。而以文化、文字作为载体的思想、文化的传承并不一定具有直接连续性，后来的个人或者学派对它们享有较充分的选择自由；一些个人或学派甚至可以提出与社会完全相悖的思想理论。而渗透在社会基本群体生活方式中的那些思想意识，因生活方式相对稳定的承袭性，使其具有顽强的连续性和强大的影响力。个人或学派的思想可以“跳跃”，但渗透在社会生活方式中的那些思想意识却不能“跳跃”。对此，绝大多数人，包括许多先进的思想家亦不能摆脱。而要建立、维护和巩固自己统治者，一方面他们难以游离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之外，另一方面出于对有利于己的各种因素的利用，不能不因利用而承认那些成为生活方式内核的思想意识。
众所周知，自西周以后怀疑上帝、鬼神的思想就有所生长，到春秋时期，甚至出现了“吉凶由人”、“祸福无门，惟人是召”、“巫尫何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等等先进的观点，至荀子终成《天论》，的确反映了历史观的进步。但有一点常常被人忽略，他们的这些观点仅仅是个别人或思想家的思想，他们面对的普遍存在于社会的上帝、鬼神思想要比他们强大得多。《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所显示的实际社会生活可以为证，而众多的唯物观点最终也解脱不了鬼神的纠缠亦可为证。甚至到了荀子暮年，他面对和仍是“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k1j308.jpg祥”（《史记·孟荀列传》）的社会景况。思想影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固化着思想。而思想如果一旦被生活方式所固化，这种思想的理论化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发展，更重要的则是对生活方式的合理证明，必然受到社会普遍的欢迎。邹衍以“五德终始说”“游诸侯”，连后来的司马迁也慨叹其“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史记·孟荀列传》）其后更为始皇所采用。《易传》对《易经》的理论化，则立即为社会所认同，观蔡泽说范睢，一说之中两引《易传》，（注：《史记》卷七十九《范睢蔡泽列传》载，坚信自己能力的范睢，竟然在蔡泽的说辞下交出了相印。其说辞主要是对秦国政治形势的分析，但其理论根据则为《易》。一曰：“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故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圣人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二曰：“《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也。”其引《易》均见《乾》卦之爻。“进退盈缩，与时变化”，似《系辞》意引；“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也”，显然根据的是该卦之《文言·上九》：“‘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范睢亦以为然；其后始皇焚书，视卜筮之书与医药种树之书同类而免，显示出卜筮与民间生活须臾不能分离的紧密程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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