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指出，路威接受了摩尔根关于原始社会主要依据血缘亲属关系，而国家时代则主要依据地域的划分方法，他的目标是讨论由亲属关系到地域关系转移的关键点。经过大量比较研究，路威认为答案的核心就是史前时期的“社团”：如年龄级组织、男性俱乐部、秘密行会、宗教团体等。路威断言，这类组织把一个地区之内的人们联合成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作为一个单位运作，而不考虑亲属关系。他说：
与家庭和亲族相伴，这样的社团已经存在了不知多少世纪，如男性俱乐部、年龄级别组织和秘密会社组织等，它们都不依赖于亲属关系，仿佛在与亲属团体完全不同的范围内活动，而且它们都能够很容易获得政治性，如果在它们开始时未曾赋予它们政治性。
路威批评说，主要是基于梅因所构想的地域关系，人们才把国家或文明社会与单靠血缘亲属关系作为组织原则的原始社会区别开来；但问题在于，当区别这两种对立的原理时，梅因和摩尔根太过依靠逻辑而对民族学和历史学材料信赖不足：“为什么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府统治下经常心满意足地生活达数千年之久的世界上的人们，要从事梅因所描述的那场用全新的按地区组织人们来取而代之的惊心动魄的革命呢？没有哪一位作者提出过适当的解答。”种种证据表明，这种变化未必是不连贯的，因为较古老的简单社区也一定有与血缘关系相伴的某种地域联系，“换言之，这两种原理无论如何对立，并不一定相互排斥”。(31)路威认为，即使在很古老的时代或极简陋的环境中，国家的建立也没有必要以破坏亲属团结为前提。实际情况是，男子公会、年龄级、秘密会所等非血缘组织与家族、氏族等血缘组织并存千百年。这些组织活动于和亲属群不同的另一个领域，并且很容易取得政治的性质。(32)
由此不难断言，包括性别会社、年龄级、秘密会社在内的史前非血缘组织把一定地域之内的居民联合为一个集团，它们是创立一个国家的潜在基础。路威将国家产生的基础归之于某种史前社会组织因素的日渐强大，而不是某种莫名其妙地出现的新因素的做法，较之梅因、摩尔根等人的“过渡说”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国家产生前后血缘与地缘因素的关系提供了宝贵启示。具体而言，人们不必再为国家产生前夕地缘组织如何“取代”血缘组织这样一个伪问题而费神了，相反，真正应该思考的是：由非血缘组织而生的那种原来微弱的地方感情，是怎样加强它自身而走向主导地位的。
(四)国家未必皆建立于地缘组织基础上
摩尔根之所以提出并坚持“国家必然建立于地缘组织基础之上”的观点，还有一条根据是他认为自己发现了希腊、罗马作为典型国家起源模式的证据。然而作为一名19世纪欧美文化影响下的西方人类学家，摩尔根深受两方面的制约，从而使他在有限材料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有推理过甚之嫌。
第一方面的制约，是文化的偏见。关于这点只需要举出一例，那就是当面对史前社会某些显而易见的等级分化现象时，摩尔根竟然对它们熟视无睹。路威认为，这是摩尔根囿于欧美文化的成见而想当然的结果：“大概爱好平民化的组织，乃是美国人的固有癖性。所以即使粗野的社会中发现了贵贱的分别，摩尔根也就视而不见了。他对于同一民族中各氏族的不同或同社会中各个人的不同，绝少留意。他以为特权阶级的事实，要到进化的更后时代才有。”(33)依据同样的思路，摩尔根依据氏族组织占据统治地位、充满“自由、民主、平等”色彩的易洛魁部落想象人类前国家时代的普遍状况，而用氏族组织瓦解、地域组织占据主导地位的希腊、罗马建立初期的情况作为推断人类所有国家产生的唯一路径。单线进化的思维，引导他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并赋予其合理性。职是之故，这位人类学界的拓荒者不禁要对人类早期历史的发展规律做出如是总结：人类历史的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由于人类起源只有一个，所以经历基本相同，他们在各个大陆上的发展，情况虽有所不同，但所经历的社会一样的，凡是达到同等进步状态的部落和民族，其发展均极为相似。(34)在此过程中，摩尔根不仅忽视了史前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的许多中间环节(比如人类社会怎样从易洛魁部落那样的平等社会向国家那样的等级社会过渡的)，造成了许多误解(比如他无视阿兹特克社会的等级分化现象，而将其视为与易洛魁部落相同的社会)，更重要的是将人类国家的产生都理解为像希腊、罗马那样建立于地缘组织基础之上的产物。
第二方面的制约，即在单线进化理论的左右下，摩尔根很难想象到除了他所熟知的希腊、罗马国家起源模式之外，世界上其他地区还可能存在其他种种更为复杂的情况。20世纪以来，大量涌现的人类学调查资料对摩尔根等一百多年前提出的理论造成巨大冲击。就笔者目力所及，目前这方面最具典型性的材料，至少有福特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非洲政治制度》中揭示的非洲A、B两种代表性样本的社会，以及埃德蒙·R.利奇(Edmond. R. Leach)于缅甸发现的掸人、克钦人中两种对立并存的政治组织。笔者认为，它们很可能反映着古代国家产生之际血缘因素与地缘因素相互对立、角力、转化的复杂状况，这些新发现的民族志材料超出了单线进化论的解释范围，对于从新的角度构建国家起源与血缘、地缘因素关系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未必都建立在地缘组织基础之上，相反，血缘组织也可能成为国家的基础，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是这方面一个最为生动的案例。有关中国古代第一个国家夏王朝的产生情况，《史记》、《竹书纪年》、《韩非子》、《战国策》等处的记载人们耳熟能详，在此不予赘述。这里只强调一点，即以夏启建国为标志，自尧舜以来最高部落首领遵循的“尊贤”传统遭到破坏，血缘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亲亲”原则博取了上位，尽管这种努力曾一度遭到有扈氏激烈但终归无效的反对。(35)
值得注意的是，侯外庐先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注意到中国国家起源的特殊之处，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对之进行了形象阐释。侯先生说，如果我们用“家族、私有、国家”三项做文明路径的指针，那么，“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作“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者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36)无独有偶，张光直先生于80年代以来从考古学角度同样发现中国古代国家在产生道路上与摩尔根等所描述的并不相同，认为其中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血缘组织所发挥的独特作用。(37)张先生甚至认为，如果从正面表述的话，那么血缘组织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关系就是：氏族或宗族在国家形成后不但没有消失、消灭或重要性减低，而且继续存在，甚至重要性还加强了。以血缘纽带维系其成员的社会集团左右着政治权力，这就是中国古代国家最显著的特征。(38)
要之，古代中国并没有像雅典、罗马、德意志那样，把血缘组织当作建立国家的障碍；相反，国家的建立者充分利用这一资源成功建立王权。国家的建立未必都建立在地域组织的基础之上，相反，也能以血缘因素为依托，这是中国历史给世界范围内的国家起源理论研究提供的宝贵材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