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德·卜德《中国用类思维的方式》一《美国东方学会会刊》第59卷，1939年3月第1号。
⑧阿·格雷姆《墨家小取逻辑》，载《通报》第60卷；阿·格雷姆《公孙龙子中的两个对话‘白马’和‘左右’》，载《大亚细亚》第11卷第2部分，新序列杂志1965年版，第143页。
⑨王先谦《汉书补注》--《国学基本丛书》，北京1959年版， 商务印书馆第60卷。比较阿·阿·彼得罗夫《王弼》（226-249）--《中国哲学史摭拾》，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年版，第103页。
⑩比较伊·萨·里谢维奇《中国神话中世界模式的构成及五行学说--东方文学理论问题的报告提纲集》，莫斯科1966年版。
（11）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2卷第288页；比较董仲舒的观点（同上书，第249-250页）。
（12）见尤·里·科洛利《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莫斯科1970年版，第111-134页。
（13）比较尤·里·科洛利“论‘华--夷’概念--《中国：社会与国家》，莫斯科1973年版，第13-29页。
（14）尤·里·科洛利《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第93-96，99-100，112-116页；尼·约·康拉德《西方与东方》中的“波利比与司马迁”一文，司马迁（撰），泷川资言（考证）《史记会注考证》，北京1955年版，第1卷第13页，第26卷第1-16页，第27卷第33、40、43、49-50、58、94-96页。
（15）见尤·里·科洛利《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第85-99页（尤其是89-90页作者注第19号）。
（16）见曾珠森《白虎通》莱顿1949年版（上）第78-79页，1952年版（下）第548-564页，正如在司马迁那里一样，“三教”的思想是同“质”与“文”的循环论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比较黄晖《论衡校释》，台北1964年版，第18卷56篇第808-809页；“三才”见《周易注疏》北京1957年版；《十三经注疏》第8卷第13a页。
（17）《史记会注考证》，第61卷第16页；这是一段出自《易经》的不太准确的引文，见《周易注疏》第1卷第90页，比较第7卷第18-22页，贝·怀特生《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1958年版，第189、239页。
（18）《史记会注考证》第25卷第4页。司马迁在讲了如何根据声音（根据军人的喊声）来确定，在同敌人的战斗中究竟会取胜或失败的方式以后，谈到了这段话再比较一下显然是增补到《史记》中的一段有关按“类”划分的文字同上书第24卷第27、44-55页。
（19）见尤·里·科洛利《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第85-99（尤其是89-90）页。
（20）杜钦写道：“变感以类相应。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能应之以德。 则异咎消亡。不能应之以善，则祸败至。（《汉书补注》第60卷第19页）。关于在“帝王”“兴”及有关的“五行”“胜”之前，上天“先见预兆”的理论，同也是以声音回响，以“同类”、“同气”相召的法则为根据的见《吕氏春秋》，上海1936年版；《四部备要》第13卷第2卷，第82页。
（21）《汉书补注》第55卷，第4014页。
（22）同上书，第36卷第3396-3397页。比较《吕氏春秋》第13卷第2篇第82、83页。
（23）见《史记会注考证》第60卷第7-8页，比较勒格（译注）《中庸》《中国古典著作》，牛津，1893年版，第1卷第24章，第417页。
（24）见尤·里科洛《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第120、122、129、150、193页；《汉书》针对一系列的天文现象指出：“此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是则明君观之而悟。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汉书补注》第26卷第2171页）。比较司马迁的话：“三光者（即日、月、星辰--作者注），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史记会注考证》第27卷第83页）。
（25）见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1956年版，第18章第238页；比较阿·休理泽维《汉法摭遗》（A. F. P. Hulsewe, Re mnants of Han Law），第1卷，莱顿1955年版，第347，414页；尤·里·科洛利“汉代的法律与‘联想思维’”--《第三次“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学术讨论会：提纲和报告》莫斯科1972年第1版，第162页-165页。
（26）《汉书补注》第23卷，第1975页：阿·休理泽维《汉法摭遗》第1卷第328、363页（作者注第94号）。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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