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在某种程度上（比方说在简短的故事中）它对此还是合适的， 见尤·里·科洛利《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第58-59，61页。
（42）也许，正是要用这种思维及其特有的“因果”观的影响，才能解释下面这种情况，即在传统的中国文学创作中，无情节作品为什么那么重要，而且为什么有情节的作品在中国出现得比较晚（甚至很难说没有外来佛教的影响，这是不是也可能出现）。还须补充的是，大概正是这种特殊的“因果观”给构成情节（Piot）造成了不便，因为情节常常破坏事件发生先后的连续性，而是使用“时间的改变”来叙述（见列·谢·维戈特斯基《艺术心理》莫斯科1963年版，第187-192页。也许在中国思想中，对于实现“时间的改变”来说，并没有充分发展了的对事件连续性的意识。这里，在循环观的影响下，“连续性的思想总是从属于相互依赖的思想”，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回溯说明的有利条件（司马迁有时使用这样的说明）。见约·尼达姆（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2卷第289页。“类”即相互依赖的观念在司马迁看来常常比坚持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事件的要求更重要。
（43）《汉书补注》第36卷第3401页。
（44）见尤·里·科洛利《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第55-56页。当然，“联想思维”对《史记》一书的结构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此。
（45）见亚·普鲁舍克《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历史及史诗作品》（对认识人们历史的各种方式的考察）--《提奥奇尼斯》第42页。
（46）见尤·里·科洛利《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第106-111，114，118-120，122，133-134，374-375页，比较约·尼达姆（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2卷第378-382页。
（47）比较从“联想思维”的观点出发所作的说明：当人们尚不知道福或禄，好或坏从何而来时（即他们还不能借助于“同类相召”的法则来解释这类现象时），就认为这是“命运”（“命”）（《吕氏春秋》第13及2篇，第82，83页。第20卷第4篇，第152页。（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2卷第282页），还应提请注意的是，怀疑论的思想家较之司马迁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充就是在同一道路上，走到了宿命论的边缘（比较同上书，第378-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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