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界限。
胡钟达先生认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不必分、不可分的另一个根据，就是奴隶与农奴的界限不清。奴隶与农奴确有关系，在三大奴役形式中，奴隶与农奴二者的地位的确比较接近。特别是奴隶制的某些形式，例如“授产奴隶”，“希洛人”，以及其他一些把人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一起加以夺取而产生的奴隶制形式，类似农奴制；而像俄国那种“最粗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奴隶制与农奴制还是存在质的差别，奴隶与农奴的本质特征和界限是不能抹杀的。在这方面马列主义创始人曾作过不少明确的论述。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二。
恩格斯：“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即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的人身被占有。”“在中世纪，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农民虽然保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是作为农奴或依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必须以劳动或产品的形式给地主进贡。”⑩
列宁：“奴隶主和奴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划分。前一集团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即土地和工具，尽管当时工具还十分简陋），并且还占有人。这个集团就叫奴隶主。从事劳动并把劳动果实交给别人的人则叫奴隶。”“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这时社会基本上分为农奴主--地主和农奴制农民。人与人的关系的形式改变了。奴隶主把奴隶当做自己的财产，法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农奴制农民仍然遭受阶级压迫，处于依附地位，但农奴主--地主不能把农民当作物品来占有了，而只有权占有农民的劳动并强迫他担任某种劳役。”（11）
从马列主义创始人的论述看，奴隶与农奴最本质的区别和最基本的界限，在于人身是否被占有。奴隶，被奴隶主作为物品和财产加以占有；农奴，被束缚于土地之上，处于依附地位，但农奴主和地主不能把农奴当作物品占有，而只有权占有其劳动。这种区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当然历史现象和具体情况是十分复杂的，但是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一最本质的区别和最基本的界限，就不至于堕入迷雾，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对奴隶与农奴作出区分。就奴隶而言，各民族各地区的具体形式千差万别。古希腊有“典型奴隶”，也有“希洛人”式的奴隶，所谓“典型奴隶”中又有“劳动奴隶”、“授产奴隶”、“出租奴隶”、“解放奴隶”等。古代中国殷商和西周奴隶社会，有“臣”、“妾”、“奚”、“仆”、“刍”、“阜”、“隶”、“牧”、“圉”，还有固着于土地，有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氓”、“多羌”和“羌人”等。但他们共同的一点，就是人身被占有。再看农奴，在封建社会里，无论西欧和东方各国，农奴和依附农民也是多种多样的。从“塞尔夫”、“茅舍小农”，到“部曲”、“佃客”、“徒附”和一般租佃农民，情况各不相同。但他们共同的特征，是人身已不为农奴主和地主占有（或不完全占有），人身已是自由的，尽管程度不一。
胡钟达先生在《再评》中，为证明奴隶与农奴之间界限划不清，提出两个具体论据。一是有无财产权，一是杀奴问题。
胡先生认为有无财产权，是区别奴隶和农奴的一个重要标志，即农奴有财产权，而奴隶无财产权。根据这一“标志”，胡先生将“黑劳士”（希洛人）划为农奴，而否定其奴隶身份。其实，奴隶并不是绝对没有自己的财产。古希腊罗马的“典型奴隶”中有一类“授产奴隶”，他们代替主人经营手工业和商业，有自己的财产。胡先生也承认这类奴隶虽有财产，但仍然是奴隶。希洛人，以及类似的狄萨利亚的皮涅特人和克里特的沃依克人，还有因战争和征服而造成的所谓“种族奴隶”（如西周灭商后的“殷氏六族”、“怀姓九宗”等）一般都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占有的部分生产工具和财物。胡先生却认为这类奴隶不是奴隶，而是农奴。用的是同一个“标志”，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这是自相矛盾、关键并不在于形式上有无一定的财产，还是应该看人身是否被占有（或说人身是否自由）。无论“授产奴隶”，还是“希洛人”和“种族奴隶”，虽然有自己的家庭和财产，但其人身，包括其子女后代，永远都属于奴隶主所有（奴隶主个人或奴隶主集体、国家所有），因此都是奴隶，而不是农奴。
虐杀奴隶，的确是奴隶被奴隶主当作牲畜和物品一样占有的一种表现形式。穷奢极欲和凶残暴虐的奴隶主以大批奴隶殉葬，任意虐杀奴隶，证明了奴隶制度的极端野蛮性。但生杀之权并非人身占有的唯一和不可或缺的标志，不能绝对化。
从历史事实看，奴隶制度愈发展，奴隶劳动愈广泛使用于生产，任意虐杀奴隶的现象就愈少。因为奴隶本身是奴隶主的财产，并且奴隶又可以创造和增加财产。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包括我国的商周）以大批奴隶殉葬是较普遍的现象，而古典希腊罗马却没有这种现象。这虽同奴隶来源是否充足有关系，但主要还是由奴隶制度发展和奴隶劳动使用的程度不同所决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