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传以事解经之优劣
以事解经是三传共同采用的方法。三传许多条目对经文的阐释都以事实为基础，它们对史料的把握是否准确，运用是否恰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有关条目可信与否。
从总体上来说，《公羊》、《榖梁》以事解经明显不如《左传》，这不仅表现在运用史料的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史料的质量和运用史料所取得的客观效果方面。
（一）《公》《榖》史实多误
《公羊》、《榖梁》对史实的记叙及理解多有谬误失实之处。如：隐公元年《经》载：“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云：“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榖梁传》云：“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公羊》、《榖梁》都认为公叔段为郑伯所杀。而《左传》载此事最终结局云：“大叔（段）出奔共。”《左传》隐公十一年载郑伯入许，谓许叔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史记·卫康叔世家》云：“桓公二年，弟州吁骄奢，桓公绌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郑伯弟段攻其兄，不胜，亡，而州吁求与之友。……州吁自立为卫君，为郑伯弟段欲伐郑，请宋、陈、蔡与俱，三国皆许州吁。”据此知《公羊》、《榖梁》释“克”为“杀”、“能杀”，实因不明事实而曲解经文。
类似的例子如，《公羊》、《榖梁》隐公二年分别以夫人子氏为隐公之母、隐公之妻，三年以尹氏（《左传》作“君氏”）为天子之大夫，桓公五年释陈侯鲍卒之日期有二，桓公十二年载郑师伐宋，庄公三年葬桓王，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僖公八年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十七年灭项，十九年邾人执鄫子用之，文公十二年子叔姬卒，十四年纳接菑事，单伯、子叔姬事，十五年齐人来归子叔姬，成公元年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襄公二十三年载栾盈入于晋，昭公十一年楚执蔡世子用之，十二年释伯于阳为公子阳生，十九年许世子事，二十五年秋再雩。《榖梁传》隐公元年以惠公仲子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桓公六年子同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二十二年陈公子御寇事，僖公二十五年纳顿子，襄公六年莒人灭缯，昭公二十一年蔡侯事，定公十二年堕郈。
《公羊传》、《榖梁传》叙事，多半与阐发《春秋》之义联系在一起。事实一旦搞错，据此推衍的所谓“微言大义”，自不免破绽百出。
（二）《公》《榖》含混空泛
《公羊》、《榖梁》涉及事实往往失之含混浮泛。如：隐公元年《经》载：“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榖梁传》：“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让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公羊传》反复申说隐长而卑，桓幼而贵，且云桓之所以贵，乃因其母贵，又云隐桓“其为尊卑也微”。但桓公与他的母亲到底是什么身份，桓公与隐公关系究竟如何，却始终未能说清。《榖梁传》以为隐公让桓不正，又云先君欲传位于桓公是“邪心”，说法与《公羊传》不同，也同样没有讲出所以然来。类似的例子如：桓公二年《经》载“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公羊传》以为《春秋》书“及”，为贤孔父，又云孔父义形于色，《榖梁传》与《公羊传》一样，谓“及”有“累”的意思，指从君而死，然两传不能详知事件过程，这些说法也显得空泛。庄公八年《经》载“公追戎于济西”，《公羊》、《榖梁》两传不知戎来伐鲁，而煞费苦心地解释公追戎于济西这后一半事实，同样浮泛不着边际。闵公二年，鲁君遇弑，而《经》书“公薨”，僖公五年《经》书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公羊》、《榖梁》对弑杀之事均予确认，并据此加以发挥，解说《春秋》之义。但事实既付阙如，说理也就显得空洞。这类条目，《公羊》、《榖梁》都略于事实，因此解经往往不得要领，甚至含糊其辞。《左传》据事直书，或在叙述史实的基础上稍加点拨，效果就好得多。《左传》解经胜于《公羊》、《榖梁》，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公》《榖》针对性不强
《公羊》、《榖梁》以事解经的条目，在对应经文方面多不及《左传》，叙事轻重失当，甚至完全没有必要的条目时有所见。如：隐公三年，《经》书“宋公和卒”，《公羊》无传，而于“葬宋缪公”条下详载宣公临终（在鲁惠公四十年）谓缪公之言，并及庄公弑与夷（桓公二年）事；隐公四年，《经》书“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公羊》载弑隐公事，而隐公十一年《经》书“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羊》不及其事；桓公十八年，《经》书“公薨于齐”，《公羊》无传，而于庄公元年“夫人孙于齐”条下载夫人与弑之事；庄公三十二年，《经》书“子般卒”，《公羊》无传，而于闵公元年载子般之弑；闵公二年，《经》书“公子庆父出奔莒”，《公羊》无传，而于僖公元年“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犁”条下载公子庆父出奔及自杀事；僖公二年，《经》书“虞师、晋师灭下阳”，《公羊》、《榖梁》兼载取虢灭虞，而僖公五年《经》书“晋人执虞公”，《公》《榖》不传其事；僖公二十一年，《经》书“（楚子）执宋公以伐宋”，又书“释宋公”，《公羊》不及其事，而于“楚人使宜申来献捷”条下载此二事；僖公二十一年，《经》书楚子执宋公，二十三年，《经》书“宋公兹父卒”，《榖梁》不传其事，而于二十二年泓之战兼载此二事；宣公二年，《经》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獆”，《公羊》无传，而于宣公六年“晋赵盾卫孙免侵陈”条下详载赵盾弑君事；成公十三年，《经》书“曹伯庐卒于师”，《公羊》无传，而于昭公二十年“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载曹公子喜时让国事；定公四年，《经》书“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公羊》、《榖梁》述伍子胥干阖闾及楚拘蔡昭公事。
《公羊传》、《榖梁传》的这些条目，都未能做到与《春秋》相对应（《左传》相关条目则没有这个问题）。而且，由于《公羊》、《榖梁》将一些史料用于说明与此关系并不密切的经文，因而这些条目叙事的必要性也令人怀疑。如《公羊传》隐公四年叙公子翚弑隐公事，以为《春秋》不称翚为公子，是因其弑君而加贬；《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叙公子友兄弟三人事，意在解释此年经文为何出现葬陈大夫的记载；《公羊传》僖公元年叙公子庆父事，是为了说明此年《春秋》何以称莒大夫之名；《公羊传》宣公六年载赵盾弑君事，是用以说明赵盾既有弑君之名此年何得复见；《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叙叔术事，试图说明“贤者子孙宜有地”；《公羊传》、《榖梁传》定公四年叙伍子胥及蔡昭公事，则是为了说明“吴何以称子”。这类条目，由于两传对《春秋》的理解失之牵强，所述事件也随之而失去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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