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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以事解经比较(4)

《榖梁传》庄公七年云:“《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这里讲“疑以传疑”,实际上正可用来说明《公羊》、《榖梁》对某些史料未能把握的无奈。《公羊》、《榖梁》所谓“无闻”、“未闻”、“未有闻”、“未知”,是承认不了解有关事实,“盖”、“或曰”、“一曰”、“其一曰”、“其一传曰”、“或说曰”之类,表明它们对某种判断没有把握。这类条目是如此之多,足以证明两传在占有史料方面存在缺憾。《春秋》文辞简约,记载史实,许多条目不详过程,只录结果,如法官之终审判决。而其原始资料,则如同办案之卷宗。意欲说明法官判决的旨意及依据,当然不能信口开河,而应根据相关事实资料。文献不足,阙疑传疑,对于解经者来说,实属无可奈何之事。如果凭借想象,甚或任意弯曲、编造,其结果必然造成谬误。《公羊》、《榖梁》解经出现的一些失误,与不明事实有很大的关系。
    (二)成书背景与流传形式
    1.成书背景。《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作《春秋》,“约其辞文”,又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据此,知孔子修《春秋》,弟子传《春秋》,为免时难,不能无所顾忌,都有意回避了详尽的事实材料。左丘明作传,情况却大不相同。《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离开事实,以空言说经,难免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左氏有感于孔门弟子退而异言,惧失《春秋》之旨,故依据史实,“具论其语”而成《左氏春秋》。《公羊》、《榖梁》偏重义理,《左传》详于史实,与其成书背景不同有关。三传运用史实的诸多不同,也与此有关。
    2.流传形式。《左传》成书,即著竹帛,定型较早。《公羊》、《榖梁》在早期则以口说流行。《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又云:“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榖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榖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十口相传,难免失真。《公羊》、《榖梁》的流传也是如此。一方面,由于以口说流行,没有一个定本,经师在讲授时发挥余地较大,容易掺进一些增饰附会的东西;另一方面,原本正确的东西也容易在流传过程中渐渐失真。特别是在旧史散佚、没有相关文献可资参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现在两传以“公羊”、“榖梁”命名,实际上它们在流传过程中都综合了各家之说。《公羊传》称“子沈子”、“鲁子”、“司马子”、“子女子”、“高子”、“子公羊子”、“北宫子”,《榖梁传》称“榖梁子”、“尸子”、“沈子”,两传诸说并列的传文至少有数十条(已详前文),对诸家之说加以取舍而未明言的当更多。兼综各家之说,加以比较、取舍,在某些具体的条目上可能会后来居上,但两传以口说流行,总的趋势是渐离本真。叶梦得云:“《公羊》、《榖梁》,吾不知其所从受,然其书《榖梁》间有称尸子、沈子,《公羊》称子沈子、子北宫子、子司马子、子女子、鲁子、高子等,必皆其所受学者也。是其渊源皆出孔子者邪,抑各以其所闻而自相传授者邪?然而《榖梁》载尸子言初献六羽曰始厉乐矣,则非经意也。而《公羊》载鲁子言晋文公会温为温近而践土远,故不言狩,高子言逆妇姜于齐为聚乎大夫,故略之,北宫子言晋执戎蛮子为辟伯晋而京师楚,司马子言齐人伐山戎为操之急,子女子言齐仲孙为吾仲孙,其去经意皆远甚,则二氏其亦多门而莫知所从欤?使数子皆出乎孔子或孔子门人,必不如是驳矣。”叶氏还认为《公羊》、《榖梁》因“不得见鲁史,不知事之实,徒以义传之,以求合于事”,故解经多有“乖违”。[4](p.301)孔子《春秋》,约其文辞,去其繁重,虽语焉不详,但当时典册俱在,七十子之徒生当其时,亲接夫子,了解有关史实,应非难事。《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亲授《春秋》,基本事实当不至有大误。孔门弟子对孔子笔削之意虽不敢轻易评论,而对其笔削的依据似无不知之理。即或疏于按核,退而异辞,也不至背离事实太多。后来鲁史散佚,情形就不一样了。《公羊》、《榖梁》流传至今,史实谬误随处可见,上文已择其显者略加举证。古今学者论及于此者,更是不可殚举。史实既失,解经基础便不可靠,阐释经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偏差。宋张洽云:“啖、赵[以]为三传所记,本皆不谬,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妄加附益,转相传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诞,理或舛驳。其言信矣。”[5](p.7)事失所本,义离其真,两者互相影响,更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顾颉刚认为“《公》《榖》之义,诚多牵强”,他在列举大量例证之后指出:“凡此皆据一二字各逞私臆妄为解说,或无中生有,或颠倒史实,要皆为凭空撰语自圆其说者。《公羊》诞矣,《榖梁》尤甚焉。”[6 ](p.29)
    收稿日期:1999-12-15
    【参考文献】
    [1]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Z].中华书局影印,1980.
    [3]刘知几。史通[Z].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叶梦得。叶氏春秋传[Z].四库全书本。
    [5]张洽。春秋集注[Z].四库全书本。
    [6]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M].巴蜀书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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