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明代史馆及其所修史书，史家议论颇多。明代王世贞曾说，“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者①”，可谓滥觞。清人也以为，“明修《元史》两次设局，毋怪乎草率荒谬，为史家最劣也”②。所论如此，几至明史馆于死地，以至后人以为明史馆果真“不修起居注，不修国史”，连修实录也“无一定的制度”③了。
明代官修史学果真如此草率，明史馆修史制度果真如此可悲吗？还是让我们先从明史馆产生的背景、其机构变化的过程以及修史的特点入手，把握住它在史馆发展史中的部分轨迹之后再作议论吧--这对于明史和史学的研究都是不无益处的。
一、“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
明代官制被公认为是“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④”的。从明史馆机构演变的过程来看，明人重建史馆除效法唐宋而别无选择，这种评价也是很贴切的。这是因为：明朝江山初定之际，朱元璋就“命儒臣修元史”⑤，对史馆的重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历来所时尚的“国亡史存”的修史惯性亦使得明初文人坐立不安，纷纷以投身史馆，效力修史为己任。特别是当明人看到为历代史馆所重的实录修撰竟被元人压缩到仅“遗一文掾掌”⑥，唐宋以来庞大的修史机构又被元人简化为数十人的部门时，重建史馆、恢复唐宋以来官方修史的传统，就不约而同地成为有明一代史家的共同愿望了。
明初的官家修史机构称“史局”，因沿用宋人凡有纂修之事即设局修史而得名。自洪武二年明太祖下令修《元史》，令李善长监修，宋濂、王韦为总裁，组建《元史》修史班子时，史局正式成立。这时，由于史局是属临时机构，史局成员都是些既无品帙，又无翰林殊荣的文人，所以一旦修史事毕，史局便难以维持。这种情况显然与统治者要求修史机构长期存在的愿望相抵触。洪武三年，明太祖再次诏令翰林学士朱右、贝琼等十三人组成修史班子，归翰林院所属，以史局统称⑦。而后，史局日渐扩大，一些翰林学士亦卷入史官事务，史馆由此产生，并正式“制併史馆于翰林院”⑧；而且史馆及史官的地位亦较重唐宋以来有了较大提高。为了有效地协调各部修史，建文帝又在翰林院内分设“文翰、文史二馆”⑨，命各领其职：文翰馆由侍读、侍讲、五经博士、典籍、侍诏等官组成，掌释读经籍，进讲经史事务；文史馆则囊括原史馆修撰、编修、检讨等官的全部修史职掌。这样一来，翰林院明显地具有史馆化的倾向了。
从林翰院官员的职掌中可以看到这种倾向：
翰林院中学士地位最高，责任亦最重。凡原来史局、史馆所掌的全部修史事务，学士都得过问，“掌制诏、史册、文翰之事，以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备天子顾问。凡经筵日讲、纂修实录、玉牒、史志诸书，编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统承之”⑩，其地位类似的代史馆中的宰相监修。
院中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职掌最广，与修史事务密切相联，是修史的中坚力量。凡掌修国史必需的事务，如“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如果“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事，则分掌辑撰述之事”；另外诸如“记注起居，编纂六曹章奏，謄黄册封”（11）之事，史官亦义不容辞。其他翰林院成员如侍读、侍讲等官员的职掌也与史馆有关，与史官所不同的是，史官负责具体的修史事务，而侍读、侍讲专事“掌讲读经史”、“专讲经义”。（12）
可见，明朝的翰林院实际上就是明代史馆的翻版；所不同的是，翰林院涉及修史的职掌和规模比史馆更加广泛、更加庞大而已。
明史馆成员即翰林院官员的地位也明显地高于历代史官。明初史馆先沿用旧制，史官品帙低，升迁慢，修史任务却异常繁重，史官往往不堪忍受清苦，“或受官，或还山，复各散去”（13），“以早离史局为幸”（14）。馆院人心极不稳定，这对修史是极为不利的。针对这种情况，明成祖大胆起用通达世理的史官，“特简讲、读、编检等官参预机务，谓之内阁”（15），放手让解缙等七名史官主管政事。这不但为史官以学识治政提供了条件，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翰林院史官的地位。史职人员的品帙因此得到相应提高，“修撰三人从六品，编修四人正七品，检讨四人从七品”（16），有了名副其实的名分。一些原来地位低下的史职人员如侍讲、侍读，如今居史职数年就能“擢学士，迁国子祭酒”，乃至“特进礼部尚书”（17）。
与此同时，翰林院亦调整提高了入馆院修史史官的择选标准。
1.史官必须具有进士身份。史馆自唐创立以来，从无择员规定，选员因时急就，因人而异，弊端甚多。所以，酝酿再三，洪武十八年翰林院正式通过科举选拔史官的方法，一甲进士丁显、二甲马京、吴文第一次通过考试而分别录为史馆修撰、编修和检讨。以后，史馆成员逐渐被具有进士资格的史官充替，如焦竑就曾经以“殿试第一人官翰林修撰，益讨习国朝典章”（18）为史馆所重用。科举取士虽然弊端不少，但仅就翰林院为史馆所取之士多精通经史，又能“顾事必专任，力不他分”（19）而言，还是不乏其积极作用的，至少元朝那种凭“根脚”选史官的作法被彻底摒弃了。
2.史官必须具备政治家的气度。政史从来有密切的关系，特别在史官可以参预内阁机务的明朝，史官个人的政治素养为史馆格外注意。所以，象宋濂、解缙那样“论及政事，洋洋千言”（20）的政论家是很容易以他们“得天下以人心为牵”（21）的宏论打动和征服史馆的。那些精通政治又能切中时弊的清醒者，如“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22）的丘濬，能总结历代处理边地民族矛盾的教训，指出“不宜优宠太过，使番戎轻中国”（23）的刘吉，亦程度不同地受到史馆的重用。此外，不讲个人恩怨，有识国家大体，也是史官择选的重要条件。如永乐年间太子“朝参失仪”，明成祖怪罪蹇义“不匡正”，并“逮义系锦衣卫狱”（24）。蹇义竟能不以为意，出狱后仍潜心修史。这种不以个人恩怨而影响修史的精神备受翰林院赏识，蹇义因此被聘为史馆监修。
3.史官必须具备“好是正直”的是非观念。明初朱元璋亲下诏令，命史馆“是非善恶，皆当明白直书”，为肃正修史风气起了警戒作用，以后“好是正直”的史家纷纷被选入史馆。前面所说的刘吉之所以能在史馆中名噪一时，就是因为他能“极言邪说当斥”，批评弘治皇帝“崇祈祷事”（25），具有一般文人所不曾有的勇气。又有山林隐士陈基“尝为人草谏章，力陈（元）顺帝并后之失”，张士诚与朱元璋相持时，又在张幕府下“书檄多指斥”朱元璋。明朝建立后，陈不但没遭迫害，反而被选入史馆，“召修元史，赐金而还”（26），可见明史馆的择员观念较前代有了改变。不过，史家的直言不讳也不是毫无限制的。曾编写《经籍志》的焦竑，虽然由科举入主翰林史职，又负有盛名，却由于“性复{K1B301.jpg}直，时事有不可，辄形之言论”（27），触犯了朝廷，被解除了史职，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4.史官必须在博洽的基础上专精一科，以适应专门史的修撰。例如，明初史馆看重通晓外族文字的文人，这是因为撰修元史所依赖的资料多是蒙文等少数民族文字，而不懂文字，不能“深通其理”（28）的人是难以胜任此职的。因此史局初建，许多流散于民间能“以华言译其语《蒙文》”的文人，便纷纷涌入，谋求史职。宣德年间译官邢恭乃至“以其在翰林院习四夷译书久”（29），技压群儒而声望日增。精通儒学经典亦为史馆赏识的条件之一。明太祖虽属行伍出身，但他对“延接儒士，讲论经典”（30）却颇怀兴致。洪武十五年，他“诏求明经老成之士”入主翰林，太医部的御医赵友同因通晓经理之学，被史馆聘为《明会典》的总裁，掌定“五经四书性理诸大全”（31）的修撰。这种不拘一格选拔史才的作法不胜枚举。宋濂的弟子精通医道，又具备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于是破格“因知医而得官”，“留京师纂修”（32）。连妇女中受过“内臣教习，读书通文理”的也可以就任史职。嘉靖、隆庆年间就有不少“非寻常诸生比”的女官如李西涯、杨石淙进入史馆，“至修实录等大典，亦得预焉”（33）。
在我们对明史馆的沿革有了初步的了解后，就会发现，明史馆沿汉唐之旧，成功地从元人留下的废墟上挺立了起来。它的机构和职能非但没有因为翰林院的统领而消弱，相反更加扩大，以至使翰林院都史馆化了。这也许可以说是明史馆迅速崛起而成熟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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