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非善恶皆当明白直书”
如何落实史馆关于修史的总体思想，这是每个史官的职责所在，也是明统治者对史馆的企望所在。根据朱元璋“是非善恶皆当明白直书”（53）的精神，史馆逐渐形成了有本朝特色的修撰方针--兼容并蓄的方针，并一一地落实在具体的修史撰述中。
先说史料收集。收集史料，特别是前代史迹，刻不容缓，如一旦错过时机，有些史料便失去了重见天日的机会。明初皇帝很懂得这一点，所以，明军初占元都，朱元璋就授命徐达“封府库图籍”（54），以备后用。定都后，他又本着“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的皆意，及时“诏求四方遗书”（55）。所收书籍若有残缺损坏，即“命诸儒考补，工部督匠修治”（56）。明太祖的意图很明白，修史需要丰富的原始资料，不能因为一朝失误而贻害后代。永乐之后，史馆又根据自己“经书粗备，子集多阙”的状况，针对性地“四处购求”（57）史籍。武宗时翰林院还特意抽调中书胡颐、典籍刘伟、主事李继先协助史馆，“次第修补”（58）遗缺典籍。不难看出，不失时机地征集前代史料是明史馆的一个特点。
因此，明史馆所收的史料是很可观的。以实录为例，元代有在朝皇帝十三位，这其中除元顺帝时“史官职废，曾无实录可征”外，其他各代的实录即“金匮之书”皆“悉入于秘府”（56），为明史馆所收藏。而据《进元史表》所称，当时修史是“据十三朝实录之文，成百余卷粗完之史”，连后人补的元顺帝实录亦被收纳进来了。可见，后人称明史馆修元史时连元人实录都没看到的说法是不确实的。从明修元史所依据的史料也可了解明史馆征集史料的情况。当时所采用的史料除实录、大典外，还有各地的方志、农书、海运河防记载以及元朝史家私著的《西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国朝名臣事略》、《蒙鞑备录》等，连当时的授时历法也未受史馆冷落。不难看出，明人征集前代史料涉及了元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后人对《元史》尽管抨击不少，但对《元史》大段地摘录原始史料的作法却颇有赞美之词，这无疑是对明史馆重视前代史料收集的一种肯定。
当代史资料同样为明史馆所重视。当代史资料涉及面较为复杂，就其广度而言，可以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相关联；就其深度而言，几乎伸进了封建君主的私家禁地，因而其征集难度也相应增加。例如起居注不但有征集的问题，还有编排、归类的问题。所以，明太祖认为，“起居之职，非专事纪录而已，要在输忠纳诲，致主于无过之地，而后为尽职也”（60），希望史馆重视对起居官的择选和培养。鉴于此，翰林院一成立便设置了起居官，并定了品帙。永乐年间，为了加强起居官的力量，史馆特派“编修”等官负责起居注的记录。此阶段虽不提起居之名，当时人却很清楚“古左右史即今编修等官”（61）。万历前期起居官曾一度被废，但其职掌却仍由翰林院史局中其他官员“兼摄之”，张居正为此说明，这是“以记载事重，故设官（修撰、编修）加详，非有所罢”（62）。可见明史馆对起居官员的设置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起居注资料的整理则更能体现明史馆重视当代史料的用心。史馆规定，“凡诏旨起居，朝端政务，皆据见闻书之”，充为起居注修撰的基本史料，其他从各衙门上奏的章疏中辑出的与君主有关的政务大事为辅助史料，官方按年代记录的四夷情况和边界战事资料为修起居注的背景材料。除此之外，有关君主本人的所有文字记录（包括敕书、题词、书信等），当时人关于当代君主的成文记载（如玉牒、宝训、册表、国家文书、王府敕文底薄等），也一一具收。连本朝“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63），及本朝人辑撰的各种典籍，即凡“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64）”的资料，也一概收纳在馆。最后，由起居官把各类资料归为七册（一册为起居原始记录，其他六册为各类史料），每册上题写年月和史官姓名，交内阁核正后封入小柜，年终再封入大柜，“永不开视”（65），至此起居注资料的收集整理才算结束。由此看来，所谓明人连起居注亦不修的说法是很难站住脚的。
再看史书的修撰。这是史馆收集史料的最终目的，也是史迹成为“史”的重要步骤。但是，如何整理史料使之成史始终是史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之一。唐朝史馆主张有选择地挑选史料，“崇我唐朝人物冠冕”（66），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明人则另有看法，认为修史既应“是非善恶皆当明白直书”，就要兼容并蓄地采用各种类型的史料，而不带个人偏见或政治色彩。这种思想在修《元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据后人考证明人修《元史》时对史料往往是大段“抄撮成书”（67），不作任何删节的。对此，人们或许会留下明史馆修史“编辑不精”的印象，但于今看来却是难能可贵的修史创举。明史馆摒弃了政治和民族的偏见，在《元史》中保留了元代十三朝实录和“一代典章，文物粗备”（68）的《经世大典》中的大批珍贵史料，“据事直书，具文见意”（69），可谓是还了一代历史的真面目。
《明实录》的修撰亦能体现这种兼容并蓄的修史思想。实录，俗称国史，多由后代史官把前代史料编撰而成。由于明代有收集史料的定制，实录的史料来源有充分的保证，所以明修实录采用史料的范围较广。官方独家拥有的史料如“柱下见闻”的起居注、“编年之书”的日历、“百司奏对事实”的时政记，以及各部关于天文、地理、宗潢、礼乐、兵刑等记载，自然是修实录的基本史料；私家史著如《皇明祖训》、《皇朝本纪》、《天潢玉牒》等亦是修实录不能不参考的资料。对当时的碑文记录，如《国朝礼贤录》、《纪梦文》、《西征记平蜀文》、《御制皇陵碑》、《世德碑》等，也参考选用，使“修而成之实录”（70）。这样，散落于各处的资料便被各朝君主这根主线串联起来了。撰修完毕，底本存金匮石室之中，其他所有文稿书籍“俱会同焚稿于芭蕉园，使人间并无底稿”（71），杜绝了好事之徒纂改史籍的可能。
不过，兼容并蓄的实录修撰法未必为所有的统治者所接受。明史馆所修的太祖、建文的实录就出于某种考虑而“俱被划削”，一些史官也由于惧怕皇帝压力，“苦无措手”（72），讳心曲笔，不自觉地放弃了原先史馆推崇的原则。所幸的是这种情况最终为强大的舆论--“当时大政大议，及人才忠邪，天下自有公论”（73）所压倒，终使三千多卷的《明实录》得以问世。
明朝实录的撰修成功振奋了史官，亦刺激了官修实录体史书的倍增。史官丘濬原是翰林院的侍讲，本无晋升的机会，而当他参与了《英宗实录》的修撰后便顺利地晋升为“侍讲学士”；待《宪宗实录》修成后，他又充“副总裁”，“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74），从此别开了仕途一路。这就使得一些无缘升迁的史官也竞相争修实录，一些类“实录”也纷纷出台，如杨士奇的《三朝圣谕录》、李贤时的《天顺日录》、李东阳的《燕对录》、李时的《召对录》都属此类。由于这些记录“俱记柄政时诸事”，又是出自史馆史官之手，所以后人对其评价颇佳，这也是明史馆所始料不及的。
对历代典籍的整理原则更可说是兼容并蓄了，这从《永乐大典》的编撰中可以明显看到。为了完成这部卷帙庞大的类书，明史馆命解缙为总编，网罗天下文史名士，组成一支专业不一、才能各异的二千多人的修纂队伍，并把“自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之书，以至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全部采入”（75），一字不动地录入该书。据统计，《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包纳了自秦至明初的八千余种古籍。在这种整理古籍精神的感召下，明史馆遂以广纳书籍为馆内传统，经常“校理纂修书目，则并累朝续添书籍入焉”（76），为后代整理编纂史书树立了典范。明代野史辈出及清人修撰规模更大的《四库全书》，无不与明史馆倡导的这种修撰精神有关。
平心而言，明史馆的史学成果是不及唐史馆那般显赫，其机构设置也不如宋朝那样齐备的，但是，能在改朝换代的初创时期，重新组建一个既沿汉唐之旧，也汲取元史馆精华的整理汉文化的修史机构，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元史》的修撰和其他史料的收集和整理，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业绩。明史馆之所以为后人注目，其真正原因也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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