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
随着长江中下游考古发现的增多，我们对于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括洞庭湖，西尽三峡、川东（今渝东），北达豫南与黄河中游的考古学文化相间分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区。关于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关系，由于两湖和四川、重庆等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也由于三峡库区1995年以来的抢救性发掘，有了更新的认识。如青年学者孟华平写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结构》[16]一书，对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作了很好的归纳，也落实了我原来的一些设想：时代越晚，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越广，其文化内涵包容性也因之越丰富。
传说中，这个区域有三苗集团。按照《国语·楚语》下及高诱注，三苗是九黎的后裔。九黎的分布，文献记载不明。三苗则战国初吴起指出其地望：“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战国策·魏策》）。《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徐旭生和钱穆均作过考证，所说即鄱阳湖、洞庭湖一带。俞伟超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把三苗与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联系起来，认为长江中游“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原始文化”属于三苗文化遗存。屈家岭文化最盛时“向北影响丹江和汉水中游，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里的原始文化从以原始因素为主，转化为以屈家岭因素为主。在洞庭、鄱阳两湖间江西修水一带的南部类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于何时。但至迟到屈家岭阶段，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因素已达到那里，并同岭南的石峡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前3000年中叶以后，这个文化系统发展到新阶段，文化面貌发生急速变化，可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并同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阶段诸文化发生更多的接触”[17]。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发展与三苗集团的分布范围与势力消长大致吻合。从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谱系分析来看，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有明显的北方因素，故有的学者把它们当作“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它们的起源与面向海洋的“鼎文化”传统有内在的联系。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规受泰沂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影响。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显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风格（如玉凤等）。
可见，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大致出现了“一统”的局面，相对稳定一段时间后进入石家河文化时期，此时整个长江中游的文化面貌有较大的变化。“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已经发生文化的断裂现象，似乎说明了尧舜禹时期中原对“三苗”的征伐。
另有学者指出，黄帝集团在较早的时期有一支发展到长江中游的宜昌地区，与西陵陕一带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并从考古学上予以证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对大溪文化中心区的影响，也许就有着黄帝与嫘祖传说的历史背景”[18]。长江以北地区，无论大溪文化，还是油子岭文化都明显可见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渐减弱之势，至江南则基本不见其踪迹。
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地区，北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是一个自有渊源、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区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400年）--马家浜文化（前5000～前4000年）以下，有松泽文化（前4000～前3200年）、良渚文化（前3200～前2200年）（注：考古学界对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有不同的意见，或以为前后相袭，或以为并行发展。本文采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所附录《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年表》的观点，分为两个并列的文化。）。
这个地区分为三个明显的中心，即杭州湾宁绍地区，太湖周围和苏杭地区，以及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接壤地区。其文化面貌有自己特点，如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等。特别是，良渚文化出现的成套的礼玉、高坛建筑土筑（“金字塔”）和规划严整的聚落等等，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说明其开始进入等级礼制社会。令人惊讶的是，良渚文化的发展突然中断。其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后来的青铜文化看不出直接的联系。我曾将其原因推测为自然灾害方面的后果，近来从地理、地质研究的结构基本支持了这个推测：距今4000年前，在长江下游一带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涝灾害[19]。
良渚文化明显地影响到南北各地。鲁南--苏北一带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就包含有颇多的良渚文化因素，反过来，良渚文化也受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常有互借现象。近年来，关于良渚玉器符号和大汶口文化符号的探讨，已表明了两种文化区系间的密切往来。发掘不久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就是两大集团文化相碰撞的最好证明。在这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所出土的玉器基本是良渚文化的风格。严文明认为这是两种文化“冲击”与“碰撞”的结果[20]。
良渚文化的重要性，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已作了充分的估计，或称其达到“酋邦制”阶段，或认为处于“军事民主制古国”时期。我以为应列作“前王朝古国”时期，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性质与文化内涵，已在引言中阐述，于此不赘。我们清楚地知道，良渚文化的诸多因素为夏商周所吸纳，如礼玉制度，鼎的使用，甚至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也是直接来自良渚玉器上的纹饰[21]。但是，整个三代，长江下游的文化和文明发展都表现出中断和回归的特点，直到春秋中晚叶才重新起步，兴起了吴越文明。也许，正因此之故，在先秦文献及汉晋以来流传的神话传说中，不见远古时期客观存在于这一带的部落与部落集团。相当长时期内，对其认识一直是一片空白。如，前举蒙文通的“三系说”和徐旭生的“三集团说”都将长江下游视作洪荒无人的空白之区。
我们的意见是，伏羲、女娲神话起源于长江下游。由于已在《中国远古的各部落集团》一文做了考证，此不重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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