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曾发生过“元祐党籍”、“建文奸党”等案件，株连及一些忠正之士被害。钱氏对此评曰：“奸臣、暴君快意于一时，而被其毒者留芳于百世，心愈狠而计愈拙，当时无恻隐羞恶之心，后世岂无是非之心哉！”还说：“徐健庵云：‘做官时少，做人时多；做人时少，做鬼时多。’此辈惜未闻斯语。”[3]意思是，歹徒作恶只能快意一时，而永恒的历史自有定评，后人自会明辨是非。这是以史实说明为人为政的重要性，告诫人们奸恶终究要被钉在历史审判书上。
宋以来称地方长官为“父母官”，讲求为官之道，可是那些为官者多半是“乌鸦之色”。钱氏对此不无感叹。他曾考究了“父母官”名称的由来，然后说：“（今）有不爱百姓之官，甚者假其势以恣其残暴，苟有人心者，能毋顾名而惭且悔乎！”[3]这是循名责实，讽刺官吏仗势作恶，简直是狼心狗肺，给“父母官”之名抹黑。
“河防”是中国历来的大问题。钱氏因无实践经验，提不出什么精到的意见。但他觉得，顾炎武《日知录》所说的负责河防的大小官员乘机渔利，确是个大问题，并说：“今之官吏，其好利犹昔也。……竭海内之膏脂，饱若辈之囊橐，赏重罚轻，有损无益，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深可虑也。”[3]这种仇视官吏无孔不入地损公肥私、侵民渔利的态度，对民生国计的忧患意识，也是“师古”的良好表现。
钱氏曾讥刺历史上的言语文字狱。如，他提到北宋熙丰之间盛行诏狱，轻施凌迟“滥酷之刑”，以对待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派。指出：“自诏狱兴，而以口语狂悖者，皆丽此刑矣。”[1]这是钱氏所反对的。还指出：“今法有凌迟之刑”[3]。这显然是借古讽今。又如，他指出北宋蔡确因赋车盖亭诗，被指讥讪朝政，被贬；而认为，“蔡确固是俭人，但以《题车盖亭诗》，文致其罪”，“不免过当”，“其后卒起同文之狱”[3]。再如，钱氏提到北宋元祐年间的朋党之争，程伊川之徒朱光庭“首挝东坡（苏轼）试馆职策问，以谤讪先朝为词”，目的是“为师（指程伊川）报怨”，于是引发了“绍述之祸”，结果朋党双方两败俱伤，并其师亦入于党籍而不复振”。钱氏指出：“夫摭语言文字之失，陷人于罪，纵使幸而得逞”，“犹为士论所薄”[1]。应该指出，“士论所薄”之“士”，当然包括钱氏本人。自宋至清屡有文字之祸，清朝文字狱尤烈，钱氏在此是否言古喻今或以古讽今呢？似有这个意味。
钱氏大多是考史所及，即兴发论，也有的是为发论而特意考究的。他往往有感于世情，而又不敢大胆地讥刺时政。因此，其论不免吞吞吐吐，其言大多支离琐碎，显然不是纵情发论，没有系统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但钱氏是个有良知的正派学者，其师古之是，言简意赅，还是颇有意味的。
结语
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大要是如下几点：
（一）史以传信。务使史籍成为信史，真实可靠。这是史学的基本要求和准则。
（二）考证求实。对史籍进行考证，或以金石文与史籍互证，目的在于祛疑指瑕，订讹规过，惟求其实，惟求其是。
（三）专题考究。对某些历史的真伪是非问题，需要下功夫认真推敲，故作专深考究。这点显示出乾嘉史学的最高水平。
（四）记述从实。不仅着重考证，还强调据事直书，悉从其实，这是“实录”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五）议论切实。考而后言，言之有据，论之平允，知人论世，忌用《春秋》褒贬笔法。
（六）师古之是。师古不盲从，从其是而已。师古是为今，期望有益于世道人心。
钱氏所提的“实事求是”，大致如此。他的考与论，几乎不引据经义礼法，只是考而后言，强调实事求是。故我以为，钱大昕的实事求是史学，不只是历史考证，不只是方法问题，而是重要的史学思想，是中国史学的一大特点及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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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0科兴之弊，卷18沈圭说，卷7宋儒议论之偏，卷18文字不苟作，卷18法后王，卷15史氏墓三碑，忠恕，曾王晚年异趣，卷6五代史，竹书纪年，太仓州志，双声，卷14天禄识余，卷18文人勿相轻，卷18朱文公议论平实，卷16范缜神灭论，卷13史通，卷10员缺，卷14日知录，卷18义利，卷7诗文盗窃，卷7党籍，卷16父母官，卷18河防，卷7凌迟，卷16蔡确车盖亭诗[A].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4]钱大昕。金石文跋尾，卷16提举常平司公据跋，卷12善才寺观音院记跋，卷10赐冥福禅院地土牒，卷20徐休复祷先圣文，卷15宣圣及七十二弟子像赞，卷1郃阳令曹全碑跋[A].嘉定钱大昕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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