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颇多。出版的专著有：《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文物出版社），王大良《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以汉唐时期琅邪王氏为主的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赵剑敏《竹林七贤》（学林出版社），张作耀《曹操传》（人民出版社），熊德基《六朝史考实》（中华书局），方诗铭《三国人物散论》（上海古籍出版社），杨耀坤校订《三国志旁证》（福建人民出版社），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7辑（武汉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资料》），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大同平城北朝研究会共同主编《北朝研究》第1辑（北京燕山出版社）等。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发表的论文约270余篇，涉及本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人物等各方面。现分类择要介绍如下。
一、政治
政治史是本年度研究的重点。职官方面，阎步克的系列文章对本时期散官发展、官职位阶化、军号散阶化进行了探讨。《魏晋的朝班、官品和位阶》（《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认为，曹魏末年创制的九品官品承继了汉代区分官位尊卑的朝位运用规则，官品中的官职前后排列形成一种等级排序，若干同类官职构成了不同的“位”，从而形成了繁多的“阶级”；“阶级”同时是官员所累积的个人官资，通常以秩满、朝廷不时开恩“普增位”等方式获得；官阶之外的勋阶大约主要来自军功，与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关系密切。《魏晋南北朝的军号散阶化进程》（分载《文史》2000年第2、3辑）考察了本时期军号散阶化的历程，指出“将军”之号向将校以及各类官僚的普及滥授，是其虚衔化、位阶化的主要动因，军号的阶官化是以序列化为其内容。《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考察了文散阶在南朝与北朝的不同进程，认为在北朝的迅速推进得益于军阶的拉动，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由于“文清武浊”观念使文散官的阶官化的进程相对迟缓。黄惠贤《散骑诸官初置时期有关问题》、《曹魏中后期散骑清官的变化》、《西晋散骑建省及其所领诸官》（均载《资料》）考察了魏、西晋时期散骑诸官问题，认为散骑常侍创置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二月，曹丕曾有意将其改变成为曹魏国家培训、储备地方官员的机构。散骑诸官只有加上“平尚书奏事”后，才能说是实权普遍加强，是其由不典事之虚职向典事之实职过渡的重要环节。西晋建立后，再度强调常侍人才的选拔，其职掌也有扩大的倾向，兼理本是中书监令之职的参预机密，出纳王命，事实上是对中书监令权力的一种削弱。散骑省发展成西晋宗室、贵族子弟麇集之所，“黄散清华”正反映社会上层对“政治权势”与“安闲享乐”两种观念并重。赵昆生《曹魏中书研究》（《重庆师院学报》2000年第2期）和《曹魏侍中考释》（《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6期）分别对曹魏的中书、侍中二职进行考察，认为它们是曹魏重要的权力中枢，构成了君权实现方式的核心。于涛《曹魏尚书的选举与中正的形成》（《文史哲》2000年第6期）从曹操政权内部已经具有制度化原型的选举方式出发，探讨了当时选举状况及其对九品官人法的影响。
政治活动方面。孔毅《论曹魏之黜抑“浮华”》（《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认为魏武帝曹操之“破浮华交会之徒”旨在打击政治上的异己，为改朝换代清除障碍；魏明帝曹叡之罢退“浮华不务道本者”旨在打击思想上的异己，最终却自毁家门。鲁力《出镇宗王之府州僚佐与宋元嘉中主相之争》（《资料》）及《孝武帝诛竟陵王事与刘宋宗王镇边问题》（《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对刘宋宗王镇边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前文认为，南朝皇帝的皇位是否稳固与其是否有方镇势力作为基础关系密切，宋文帝与彭城王义康之争，可以看成是两种方镇势力在中央的争夺。后文认为由于竟陵王诞与孝武帝有着共同的雍州地方势力背景，对孝武帝的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故孝武必欲诛之而后快，体现了宗王镇边的后果。李文才《宋明帝安排辅政格局及其破坏》（《济阴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认为，宋明帝临终安排由外藩荆州、郢州，朝中顾命大臣及恩幸三种政治势力的辅政格局，意在朝臣居中无为而外藩互相牵制，以保幼主无虞，却因恩幸专权、宗王起兵而遭到破坏，使萧道成乘机兴起代宋。宁映霞《试论齐梁重文史之才》（《北大史学（6）》）认为，齐梁时期普遍重视文史之才，并成为影响选官取士的重要因素，吴姓士族借此在学术修养上与侨姓消除文化隔膜，寒人因颇具学识文才凭借吏能迅速升迁。李万生《论侯景叛东魏的原因及结果》（《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夏之卷）认为，由于侯景的能力及声威都远在高澄之上，对高氏权力构成极大威胁，只能选择叛乱。侯景之乱被平定，表明尔朱氏最有影响的残余势力被高氏清除，高氏得以迅速废元氏而建北齐。何德章《北魏太武帝朝政治史二题》（《资料》）认为，北魏太武帝时在崔浩倡导及主持下进行的各项汉化和文治改革，都损害了鲜卑贵族勋臣的利益，导致太平真君四年冬鲜卑贵族急欲置拓跋焘及崔浩于死地的政治密谋，结果失败；但其后崔浩推行更为激进的文治活动，超出了鲜卑族人乃至拓跋焘本人的接受程度，从而招致杀身之祸。
门阀士族研究向来为学者所重视，本年度也不乏这方面文章。马志冰《从魏晋之际官僚贵族世袭特权的法律化制度化看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春之卷）认为，魏晋之际官僚贵族世袭特权的法律化制度化，具体表现在政治、经济、司法等方面，标志是曹魏初年颁行的九品官人法、西晋开始的品官占田荫户制及占山格等令、“八议”之法正式订入魏律和“官当”制度出现于晋律。王永平《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大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认为，经过西汉中期至东汉中晚期的发展，儒学世族成为江东占有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并在东吴时期初步门阀化，东晋南朝时期则基本上处于侨姓士族的从属地位。孔毅《论南朝齐梁士族对政治变局的回应》（《重庆师院学报》2000年第4期）认为齐梁时期皇权政治代替门阀政治，君主仅仅利用门阀士族在改朝换代之际装点门面，充当御用文人；门阀士族由于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却无力改变处境，最终走完自己的辉煌历程。薛金玉、张晓连《试论魏晋时期的河陇士族》（《北朝研究》第1辑）认为，五凉时期河陇战乱较少，为少数河东大族进入士族化阶段并处于政治上的鼎盛提供了机遇，它们在维护河陇安定和发展学术文化方面作出了贡献。针对张承宗“吴四姓”为“东吴四姓”之说，张旭华、王宗广《“吴四姓”非“东吴四姓”辨》（《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认为，“吴四姓”应是“吴郡四姓”，即吴郡之顾、陆、朱、张；其中张、朱二姓的代表人物就是吴郡张温、朱桓和朱据。李浩《“关中郡姓”辩析》（《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认为唐人柳芳论姓族时将河东望族薛、裴、柳三氏列人关中郡姓，是对三大河东势力与关陇集团结合历史的认可，因为河东地近京畿，自西魏北周以来都是关陇集团的直接控制区，三姓从北魏开始，历仕魏齐周隋，簪缨冠冕，代不乏人，他们加盟关陇集团，成为其核心人物，遂使东西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倾斜，从柳芳对关中郡姓韦、裴、柳、薛、杨、杜的排列次序看，也包含着与关陇集团的亲疏远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