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社会生活人物
经济史研究仍然为学者所重视。蒋福亚《论南齐永明年间的和市--兼论三吴在宋齐之交已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新生的经济重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认为，南齐永明年间大规模和市，有永明六年十二月一次。由于梁益地区地形险塞，与外界交往困难，交广地区既非北来人民集中地，也非封建政府经营重点，开发并不显著，故不在本次和市范围之内。此次和市府库出钱亿万余，可买布百万匹，或买米五百万石，超出当时京师仓储数倍，可谓规模巨大，且主要集中在三吴地区，从一个侧面证明三吴地区在宋齐之交已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新生的经济重心。吴小平《汉晋南朝时期福建政治、经济中心区域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认为，汉晋南朝时期福建政治、经济中心经历了三次变迁，汉代福州是福建的政治中心，闽北成为经济中心；两晋时期北方汉人流入闽北，带动了当地经济，使其成为闽地经济和政治的中心区域；南朝时期大量外来人口以及东南沿海优越的生存环境，使闽江下游重新成为闽地政治、经济中心。任怀国《试论魏晋南北朝寺院经济》（《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认为，东晋时期寺院地主经济已经产生，伴随着南北朝时期佛教“国教化”，寺院地主经济的最终形成，寺院通过受恩赐和施舍、对土地的大肆兼并掠夺构成其经济基础，租佃制是主要剥削方式。解占录《试论北魏的掠夺经济》（《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认为掠夺经济是北魏前期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支持北魏进行长期大规模军事行动、统一北方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到北魏中期，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掠夺经济才退出社会经济领域。
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有助于本时期经济现象的研究。高敏《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士”和“复民”质疑》（《文物》2000年第10期）认为，券书中的“士”不是“兵士”、“吏士”和“骑士”，有可能是北方的南徙之士（即读书人）及其后代，孙吴政权颇为重视，特制定“依书不收钱布”的优惠政策；“复民”也不是“复客”，仅是租税负担略轻于一般租田民户，决不是复除租税、徭役的人群。同一作者在《关于〈嘉禾吏民田家莂〉中的“州吏”问题的剖析--兼论嘉禾五年改革及其效果》（《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券书中嘉禾五年的“州吏”与四年相比，发生了许多变化，作为特殊租田者的优异身分消失，租佃制度得到发展，“库吏”、“仓吏”人数的增加反映出仓库管理的加强。
商业、交通方面。盛宪之《魏晋南北朝集市贸易论略》（《邵阳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认为本时期集市贸易在动荡中发展，南方集市贸易发展步伐加快，草市的出现使集市贸易发展进入新阶段，边地互市呈多样化，都城集市呈畸形发展之势。刘汉东《魏晋南北朝交通运输业管理探论》（《北朝研究》第1辑）考察了中央及地方交通运输管理系统、地方交通运输设施与商品经济等方面。认为前代纯粹属于官府的交通、管理体系开始变化，服务对象在侧重点方面向民间行旅和商贩倾斜，部分机构如关梁津埭和部分道路桥梁逐渐改造成征税敛财的机构，不少私营的逆旅馆舍取代了传舍、邮亭、驿站的功能。朱和平《试论魏晋南北朝商业的特征》（《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认为本时期商业虽呈发展上升之势，但南北不同，南方稳定上升，北方则呈现出发展的持续性和地区间的不平衡，商人队伍由独立的社会阶层发展为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商业与农业关系更加密切，商品化农业中的种植业成为商品的主要来源，长途贩运成为主要的流通方式，商业性城市大量涌现，通过水上交通线来实现的城乡商业网络开始萌芽。
社会生活方面，本年度侧重于婚姻问题的研究。杨皑《曹操的女儿及其婚姻考辨》（《华南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通过对曹操六个女儿及其婚姻的考证，认为曹操往往置女儿幸福于不顾，利用她们的婚嫁络结政要、人才，以求扩大稳固自己的权势。周伟洲、贾秦明、穆景军《新出土的四方北朝韦氏墓志考释》（《文博》2000年第2期）通过对在长安县北原出土韦氏墓志所载韦氏事迹及婚姻的考证，认为京兆韦氏及其姻家河东柳氏均系名门望族，反映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各高门大族相互联姻的社会风气。薛瑞泽、许智银《略论三国兵士的婚姻》（《齐鲁学刊》2000年第2期）认为，曹魏及蜀汉都实行兵士与家庭分离，而孙吴兵户婚姻并无兵士之妻女只能嫁兵士的规定，兵士可以娶其他平民甚至豪贵之女为妻，且家属随军居住，有利于婚姻关系的稳定与未来兵源的供应，使兵户之家人丁兴旺，对孙吴兵制的延续起了重要作用。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认为本时期等级婚造成奢侈铺张、婚嫁失时，并带来劫婚、买卖婚姻等社会流弊，也加速了士族的衰落。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文史哲》2000年第6期）也认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婚娶重财现象比较普遍，嫁资和聘金成为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引发社会奢侈婚俗的蔓延，一些明智的统治者屡次发诏禁止，但由于门阀等级内婚制及士族的相互攀比、庶族地主极力与士族联姻等原因而久盛不衰。
人物的研究侧重于三国时期。张作耀《怎样看待曹操镇压农民起义军的问题》（《学术研究》1999年第12期）认为，被曹操镇压、收编过的农民起义军，主要是以落后愚昧的宗教形式太平道相号召的黄巾军和受其影响而起的黑山军，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如果我们承认曹操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就不应将镇压或收编农民军作为严重的历史犯罪对待。邓前成《论诸葛亮相蜀的理财方略》（《云南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认为诸葛亮相蜀的理财方略是“务农殖谷”、足食足兵；重本而不抑末，广开财源；“素有蓄积，以储其后”，使蜀汉经济呈现一片生机。张武《论诸葛亮的战略思想》（《江汉论坛》2000年第10期）认为，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隆中对》所包含的战略目标、方针、步骤基本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并行之有效，同时也有对曹操、孙权夺取荆州认识的不足、对孙吴联盟基础脆弱性估计不足。胡觉照《魏延与诸葛亮》（《汉中师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兆成《也论诸葛亮与魏延》（《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3期）对魏延与诸葛亮之间的是非曲直展开讨论。金裕凤《试论孙权的外交策略》（《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李立泉、周博文《重评孙权的历史地位》（《云梦学刊》2000年第3期），李葵模、陈哲生《举贤任能，鼎峙江东--试论孙权的人才政策》（《云梦学刊》2000年第4期）则从外交、个人德行、人才政策、历史功绩等方面对孙权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他丝毫不逊于同时期的曹操、刘备，有些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历代史家以吴主孙权作为曹操或刘备的陪衬有失偏颇。许福谦《〈宋书〉纪传疑年录续编》（《首都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则继续笺证了《宋书》所载人物生卒年有疑者27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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