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琪]再思族群：基于田野与阅读的启发(4)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2:11:38 中国民俗学网 刘琪 参加讨论
注释： ①原文发表于Ethnos:Journal of Anthropology,1987,52:3-4,301-323.其中文译稿见刘琪译：“图腾与族群性：意识、实践与不平等的标记”，将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5)。 ②关于迪庆地区情况的探讨，可参见刘琪.构建多民族共同体的“迪庆经验”：历史、现实与启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 ③在本文中，“民族”与“族群”的概念在不同情况下会交替出现。在使用“族群”概念的时候，笔者主要强调文化上的差异，以及族群成员的主观界定；而在使用“民族”的时候，则主要指官方统计中的“民族”。 ④根据林耀华与陈永龄先生的观察，在1949年前，家屋制度广泛存在于四川嘉戎藏区。翁乃群在川滇边境的摩梭人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制度。参见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M].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2000；陈永龄.民族学浅论文集[M].台北：弘毅出版社，1995；翁乃群.女源男流:从象征意义论川滇边境纳日文化中社会性别的结构体系[J].民族研究，1996（4）。 ⑤属卡，即为迪庆境内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一些依山而建的村落，家户的格局相对分散，在这些地方，人们便可能会说“住在山坡上的那几户”，或者“小河下边那几户”。 ⑥参见马戎.关于“民族”定义[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徐杰舜.论族群与民族[J].民族研究，2002（1）；徐杰舜.再论族群与民族[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范可.“族群”与“民族”[J].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2（123）. ⑦参见本期吴银玲的论文，“‘自我’与‘他者’的区分和混融——以香格里拉的族群关系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5）。 ⑧《禄村农田》、《凉山夷家》、《芒市边民的摆》、《祖荫下》。 ⑨这种民族身份的“缺失”，尤以许琅光先生研究的大理喜洲白族村镇为最，这也成为后人对许先生最大的指摘。然而，梁永佳在一篇为许先生辩护的文章中指出，1949年前，喜洲人确实将自己定义为汉人，“民族错失说”的主要问题，即在于用民族识别之后的概念解释民族识别之前的社会。见梁永佳.《祖荫之下》的“民族错失”与民国时期的大理社会[A]//中国人类学评论（第七辑）[M].王铭铭主编，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⑩费孝通先生在对花篮瑶的研究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费孝通.花篮瑶社会组织[A]//六上瑶山[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亦可参见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参考文献： [1]关凯.族群政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2]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3][挪威]弗雷德里克﹒巴斯主编.族群与边界——文化差异下的社会组织[M].李丽琴译，马成俊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4]John L.Comaroff.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Consciousness,Practice and the Signs of Inequality,in Ethnos:Journal of Anthropology,1987,52:3-4,301-323. [5]段绶滋纂修.（民国）中甸县志[Z].中甸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1. [6]胡兴东.云南藏区属卡制度研究[J].中国藏学，2008(2). [7]刘琪.现代性语境下族群认同的消弭与建构——基于迪庆藏族自治州两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学术月刊，2016(3). [8]关凯.社会竞争与族群建构：反思西方资源竞争理论[J].民族研究，2012(5). [9]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A]//从实求知录[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0]费孝通.花篮瑶社会组织[A]//六上瑶山[C].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11][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M].王铭铭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12]王铭铭.局部作为整体——从一个案例看社区研究的视野拓展[J].社会学研究，2016(3). （原文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