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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中扬]“生生”美学与民间艺术


     摘    要: 《周易》建构了一个阴阳创生、相推生化的宇宙观,凝练出一个核心范畴——“生生”。“生生”不仅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与宇宙法则,也是审美的枢机与对象。“生生”美学建构了中国古典美学对宇宙万物的基本认识,在审美精神以及本体论、认识论层面塑造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内核。中国古代艺术包括文人士大夫艺术与民间艺术两种基本形态。文人士大夫艺术主要体现了儒家美学精神与道家美学精神,民间艺术则直接体现了来自本原哲学的“生生”美学精神。“生生”美学精神与儒家美学精神、道家美学精神一道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三个基本维度。
       关键词:生生美学、民间艺术、艺术精神
    作者简介:季中扬,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民俗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民间艺术、民俗景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村落文化传承等
    

    在中国哲学史上,《周易》建构了一个阴阳创生、相推生化的宇宙观,凝练出一个核心范畴——“生生”。《周易 • 系辞上》明确提出:“生生之谓易”。刘纲纪说,“生”是《易传》认识天地的核心观点之所在。所谓“生生”,一方面是指创造生命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又指生命本身的绵延不息。创造与生命绵延不仅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与宇宙法则,也是审美的枢机与对象。但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生生”是一个被忽视的美学范畴;在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也很少书写“生生”之美。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与中国古典美学与艺术史的叙事中忽视了民间艺术不无关系。
          一、“生生”作为古典美学范畴
    《周易》提出,“生”乃天地之本性与自然法则。《周易 • 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 •系辞上》又说:“日新之谓盛德”。合而言之,天地不仅化生万物,而且推动生命日日更新,绵延不息。以“生”为核心范畴,《周易》衍生出了“生生”、“大生”、“广生”等一系列子范畴。《周易 • 系辞上》说:“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所谓“大生”,是指天道静可抟聚元气,动可让万物正直而生,以至强大;所谓“广生”,是指坤道深广,静可护育生命,动可包容万物。所以《周易》乾卦与坤卦之《象》引申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总之,“生”与“生生”涵盖了创造生命、生生不息、强健生命、养护生命等基本内涵。
    “生生”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美学的基本精神”。就其作为一种审美精神而言,对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响极为深远,择要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生”观念内化为一种极为恢宏的、与天地相参的审美境界。由《周易》所言的“天地之心”、“大生”等观念,《中庸》提出,天地之生生,贵在能尽物之天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天地相参,像天地一样默默无言地护育万物自由生长,这是何等精神气魄!审美主体的这种精神境界是中国美学所特有的。二是天地之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启发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进而生发出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周易》乾卦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这激励了一代代仁人志士,培育了强烈的文化主体性与使命感。袁济喜认为,正是有了发于“生生”审美精神的强烈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化才一直很难被外来文化所同化。
    “生生”作为一个美学范畴,不仅在审美精神层面培育了审美主体的审美境界与精神气质,而且在观念层面直接影响了中国古典美学。首先,“生生”是中国古典美学中“道”这个重要范畴的基本规定之一。不管是老庄,还是理学家所谓的“道”,核心意涵往往指向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程遗书》卷二上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中《天道四条》说:“一阴一阳,流行不已,夫是之谓道而已。”可见,“道”的基本内容涵盖了“生生”范畴的生成、创造、变化等意涵。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自庄子起,就惯于以“道”论“艺”。在《养生主》中,庄子认为“道”在技艺之上,说:“道也,进乎技矣。”宗炳也认为“道”在绘画之外,绘画只是亲近“道”的途径,在《画山水序》中说:“山水以形媚道”。王维则认为,绘画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本身就是“道”的体现,他在《山水决》中提出“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说的就是天地万物之自然生成。
    其次,“生生”与中国古典美学中“气”范畴相结合,生发出了“生气”、“生动”等美学范畴。“气”与“生”是有内在关联性的,《淮南子 • 原道训》说:“气者,生之元也。”《礼记 • 月令》讲到季春之月时,说:“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这里的“生气”就是指令万物生长的元气。谢赫在《古画品录》中开始以“生气”一词批评艺术作品,说丁光的花鸟画“乏于生气”。所谓“乏于生气”,大概是指丁光所画的蝉雀不够生动,显不出生命的意趣来。司空图在《诗品》中始把“生气”凝练为美学范畴,提出“生气远出,不著死灰”,明确“生气”是指与“死灰”相对的生命活力。“生动”这个概念也许并非是谢赫最先用于艺术批评,但他将“生动”与“气韵”连用,提出“气韵生动”一说,遂使“生动”一词广为接受。“生动”是生命力充沛的外在显露,实乃“生气”之必然要求。宋代之后,在“万物之生意最可观”(《二程遗书》卷十一)一说的影响下,“生意”成为艺术批评中更为常用的概念。如《宣和画谱》卷十六评徐熙画:“传写物态,蔚有生意。”董逌在《广川画跋》卷五《书李元本花木图》中提出:“凡赋形出象,发于生意,得之自然。”袁桷《题苏东坡墨竹》:“坡翁文艺更潇洒,兴来画竹世所殊。一枝一叶有生意,虚檐鸟雀惊相呼。”所谓“生意”主要指审美主体能从物象之中发现生命的意趣,当然,生命表现之生动、活泼是引发意趣的必要前提。
    再次,就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作品来看,与西方艺术相比,最为凸显的特征之一就是极其重视生命意趣的表现,此间有着“生生”美学观念潜在影响。且不论绘画中人物、花鸟、牛马等生命体的直接表现,即使画雪景、山石、泉水,也要尽显其内在生命意味。如王维的雪景图,一片荒寒之中却暗涌着活泼的生机;苏轼、倪瓒、八大山人、郑板桥等人笔下的怪石,细味之,总能感受到生命的可愕可叹。再如古典文学中的写景、写物,很少对景物进行细腻的描写,而是要写出自己最真实的生命体验。
    由以上考察可见,“生生”美学的主要价值在于建构了中国古典美学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基本认识,在审美精神以及本体论、认识论层面塑造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内核,从而间接地影响了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的基本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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