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学概论性著述在中国产生的背景
一般而言，历史学的概论性著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即历史研究或历史编纂已成为一个体系比较严谨、方法比较成熟的学科，同时历史学家也成熟到可以对历史编纂、也即史学的自身优劣进行反思。在中国古代的史学史上，也有像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这样的纵论性或概论性著作，它们对历史编纂、历史认识、史学批评等历史学科本身的问题进行总结，而非对客观历史事件、人物、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因此从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的角度说，上述著作无疑是后来的史学概论性著述的前驱。
但严格地说，在整个世界的史学史上，历史学的概论性著作为人们所需，是历史学学科科学化的产物，对历史学的基本问题有所认识，有所思考，是职业历史学家必备的首要条件。《史通》和《文史通义》等著作都是从史学批评的角度切入，而非从正面进行论述，系统性也不足，特别是二者以分析批判历史研究作品为主，对历史学本身问题的论述比较间接。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史家当时面临和思考的问题和以后多有不同，另一方面它们毕竟是个人的专论，而非用于指导史学研究入门者的教科书。
19世纪，西方的史学开始制度化和专门化，这是历史学科学化努力的必然结果。一些学者受自然科学探索规律成功的鼓舞，认为历史学通过严格地检验史料和客观中立的态度，也能够上升到科学的行列之中。特别是它仿效自然科学，把自己同其它一些以前经常纠缠不清的学科分离出来，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中有了自己独特的一席之地。为了使自己确实配得上“科学”的称号，为了使自己在学科的理论和研究的方法等等方面的确有别于其它学科，历史学就必须对自己的历史、性质、对象、特征、内容、功能、方法等许多问题进行系统的思考和回答。也就是说，出于历史学的职业化和专门化的需要，出于对后代学人的培养的需要，这种概论性的著作便应运而生了，比如德国史学家伯恩海姆的《历史方法教程》（1889）、法国史学家朗格鲁瓦和瑟诺博斯的《历史研究导论》（1898）等等便是（注：关于西方史学这方面的情况，可参阅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1-29页。）。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史学也在酝酿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一方面，伴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深入展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如梁启超等也号召进行“史界革命”，其《中国史叙论》批判旧的“君史”，号召改造中国历史的编纂。在这方面率先出现的成果是夏曾佑、刘师培各自撰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修史观念的彻底改变，造就了人们对于历史观念、史家思想的重视，人们开始重视历史学的主体部分的问题。比如梁启超的《新史学》就已经开始探讨“史学之界说”和什么是历史，在其它著作中也涉及到历史研究的目的、方法等等。另一方面，戊戌变法后建立起来的京师大学堂，以及由此而陆续出现的新式高等院校，确立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新式学科教育体系，需要把什么思想或什么知识教给学生，通过专业教育和职业训练培养出什么样的史家，而要做到这一切需要借助什么手段、采用什么方式，都成为具有新思想的历史学家面对的重要课题。
但是，对于人类在认识历史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重要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又有哪些是最基本的问题，需要历史学研究的人门者去把握，在当时的中国，就多数人来说，还是思考较少的一些新问题。于是，从国外已有的成果中引进，便成为一条有效的捷径。如梁启超所说：“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九，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89页。）在这股浪潮中，在翻译介绍的史学作品中，除了某些具体的历史研究作品、比如某某文明史以外，最普及、也最有影响的就是这类史学概论性的著作了。
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的“历史”栏目中，发表编译的《史学概论》（注：汪荣宝：《史学概论》，见《译书汇编》第9、10期，1902年12月10日、27日，关于此书情况，参见俞旦初：《20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56-57页。）。其中自称，“本论以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为粉本，复参以浮田和民、久米邦武诸氏之著述及其它杂志论文辑译而成，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界说，与本邦从来之习惯大异其趣，绍介于吾同嗜者，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而坪井九马三的这本《史学研究法》在序中则称：“史学之研究法，其由来已久，而成书者甚少。在英国有弗里曼氏……继之，德国有伯伦汉氏出，人称穷尽研究法。法国之塞诺波氏等祖述之，每每在我国人间流传。”其中坪井提到的伯伦汉和塞诺波，就是我们前面提及的伯恩海姆、瑟诺博斯及其著作（注：朗格鲁瓦与瑟诺博斯：《史学原论》，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
除了坪井的《史学研究法》以外，汪荣宝还提到浮田和民的著作，那就是后来有很多译本的《史学原论》。该书分8章，分述历史学的性质、范围、定义价值，以及历史与国家、地理、人种等等之关系，历史大势及研究方法。它在1897年尚属日本国内的讲义，但在1902到1903年之间，竟有6种译本问世。当时日本学者把西方刚刚推出不久的史学概论性著作迅速转介入日本，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注意，于是又迅速译介到中国。虽然经过间接的介绍翻译，又被介绍者加以编辑修改，但西方历史学界的最新成果，其学术专门化和职业化的最初结晶，能在数年或十数年被辗转引进中国，速度之快也是惊人的。这无非说明，处在剧烈变革之中的中国思想界急需新的养料，刚刚呱呱坠地的中国新式历史教育体制也嗷嗷待哺。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史学界就出现了许多历史学的概论性著作。在辛亥革命之前，这类文章或著作就有1902年邓实的《史学通论》（注：连载于《政艺通报》第12、13期。1902年8月18日、9月2日。），有1903年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的《中国历史·首篇》（注：其中包括历史大势、历史要质、地理、人种等概论性内容，见俞旦初前引文，第60页。），有1907年吕瑞庭、赵征壁的《新体中国历史·叙论》（注：其中包括历史的范围、种类、与国家、地理、人种之关系等内容，参见俞旦初前引文，第61页。）。更重要的是，这类著作已经登堂入室，成为历史教学中的课本，如1904年屠寄编有《中国史学通论一编》，陈黼宸编有《中国史学通论续编》和《三编》，其中颇有史学概论性的内容，被作为京师大学堂史学科的讲义。由京师学务处官书局印行；又如1909年曹佐熙的《史学通论》（本书内容留待后论），也是作者在湖南中路师范的历史选修课上的教材。
于是，这类著作不仅作为宣传进步民主和科学的历史观、以及作为改造旧史学、建设新的史学思想的武器而登上历史舞台，而且成为培养新式历史学家所需要学习的重要内容和职业训练的必备“技艺”，这时，历史学概论性著述的撰写和出版，便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就。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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