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东树眼里，清代汉学之出现及其发展，乃至一些主张的提出，与其所具有的门户色彩分不开。他说：
顾、黄诸君，虽崇尚实学，尚未专标汉帜。专标汉帜，则自惠氏始。惠氏虽标汉帜，尚未厉禁言“理”；厉禁言“理”则自戴氏始。自是宗旨祖述，邪波大肆，遂举唐、宋诸儒已定不易之案，至精不易之论，必欲一一尽翻之，以张其门户。江氏作《汉学师承记》，阮氏集《经解》，于诸家著述，凡不关小学，不纯用汉儒古训者，概不著录。……夫说经不衷诸义理，辨伪得真，以求圣人之意，徒以门户之私，与宋儒为难，非徒不为公论，抑岂能求真得是？ [8]（卷上，P259-260）
在这里，方东树虽指出“专标汉帜”始自惠栋，但其最为不满的显然是始自戴震的“厉禁言‘理”’，认为戴震此举，是要将唐、宋诸儒的精妙之论，当然主要系程、朱之“理”，“一一尽翻之，以张其门户”，而江藩、阮元之作亦是谨遵汉儒古训，不越雷池。可见，方氏所针对的汉学门户，是与宋学相对的门户，尤其是那些不满程、朱义理并欲“尽翻之”者的门户。这为他所深恶痛绝，故指责这些学者是“徒以门户之私，与宋儒为难”，此一前提下所发之论，“非徒不为公论，抑岂能求真得是”。
除有门户之见外，方东树认为汉学家治学的另一弊端是脱离实际，实事求是其表，内里则“虚之至也”。他说：
汉学家皆以高谈性命，为便于空疏，无补经术，争为实事求是之学，衍为笃论，万口一舌，牢不可破。以愚论之，实事求是，莫如程、朱。以其理信，而足可推行，不误于民之兴行。然则虽虚理，而乃实事矣。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已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8]（卷中之上，P276）
在他看来，汉学家自认己之学问为实事求是之学，“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实际上是“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对身心家国都“了无益处”，这样的“实事求是”，可谓“虚之至”矣。相反，程、朱义理表面虽“虚”，但“足可推行，不误于民之兴行”，所以，“实事求是，莫如程、朱”。这样的评价，完全颠倒了人们心目中汉、宋两学的形象，使汉学的弱点被强化，宋学却又增加了长处。至于此一见解是否真正合于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则另当别论，也是论辩中的方东树不愿深究的。
对于汉学家所讲之义理，方东树极为不满，《汉学商兑》中征引大量例证，一条条予以驳斥。如戴震曾说程、朱以“意见”为“理”，“以理杀人”即“以意见杀人”，对此，方东树反驳道：
程、朱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乃为合乎“天理”，其义至精、至正、至明！何谓“以意见杀人”？如戴氏所申，当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则彼民之情，彼民之欲，非彼民之意见乎？夫以在我之意见，不出于私，合乎天理者，不可信； 而信彼民之情、之欲，当一切体之、遂之，是为得理，罔气乱道，但取与程、朱为难，而不顾此为大乱之道也。[8]（卷中之上，P278）
按照方东树的这一说法，程、朱之见“其义至精、至正、至明”，而戴震所言“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是只顾“与程、朱为难，而不顾此为大乱之道也”。再如戴震之后的汉学家，颇有主张“以礼代理”者，对此，方东树也予以斥责，说：
自古在昔，固未有谓当废“理”，而专于礼者也。且子夏曰“礼后”，则是礼者为迹，在外居后。“理”是礼之所以然，在内居先，而凡事凡物之所以然处，皆有“理”，不尽属礼也。
今汉学家，厉禁“穷理”，第以礼为教。又所以称礼者，唯在后儒注疏名物、制度之际，益失其本矣。使自古圣贤之言，经典之教，尽失其实，而顿易其局，岂非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乎！夫谓“理”附于礼而行，是也；谓但当读《礼》，不当“穷理”，非也。“理”斡是非，礼是节文，若不“穷理”，何以能隆礼，由礼而识礼之意也？夫言礼而“理”在，是就礼言“理”。言“理”不尽于礼，礼外尚有众“理”也。 [8]（卷中之上，P294）
在他看来，“‘理’是礼之所以然”，而且“凡事凡物之所以然处，皆有‘理”’，“言‘理’不尽于礼，礼外尚有众‘理’也”，所以，“礼”只能是“理”的一个部分，不能“以礼代理”。汉学家主张“以礼代理”，仅从“后儒注疏名物、制度之际”入手，系“失其本矣”，因“理”、“礼”相较，“理”是根本，“若不‘穷理’，何以能隆礼，由礼而识礼之意也？”“理”的地位不可动摇。
除了这些，方东树还对汉学家的其他义理新见一一驳斥，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不过就对汉学的贬抑而言，这些还不是关键所在，最为关键的应属方东树从汉、宋两学关系着手所得出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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