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义理之寻求，以戴震为代表的汉学家一向主张要从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明义理。这可谓是汉学家的义理学方法论。方东树于此是颇有非议的，他说：
戴氏言，自汉以来，不明故训、音声之原，以致古籍传写递讹，混淆莫辨。汉学诸人，皆祖是说。于是舍义理，而专求之故训、声音，穿凿附会，执一不通，若此类也。六经之言，一字数训，在《尔雅》、《说文》中，不可枚举，故曰“诗无达诂”。[8]（卷中之上，P300）
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窃谓古今相传，里巷话言，官牍文书，亦孰不由训诂而能通其义者？岂况说经不可废也，此不待张皇。若夫古今先师相传，音有楚、夏，文有脱误，出有先后，传本各有专祖。不明乎此，而强执异本、异文，以训诂齐之，其可乎？又古人一字异训，言各有当，汉学家说经，不顾当处上下文义，第执一以通之，乖违悖戾，而曰义理本于训诂，其可信乎？[8]（卷中之下，P311-312）
综合这两段话的内容，可以看出，方东树心目中的汉学家之讲义理，是“舍义理，而专求之故训、声音”，这种做法“穿凿附会，执一不通”，并未求得真义理。所以如此，他解释是由于“训诂多有不得真者”，古来经籍，“音有楚、夏，文有脱误，出有先后，传本各有专祖”，若不明此，“以训诂齐之”，必有舛误，而且“古人一字异训，言各有当”，六经之言，也是“一字数训”，但“汉学家说经，不顾当处上下文义，第执一以通之”，义理本于这样的训诂，自是不可信。在基本否定了汉学家的义理学方法论之后，方东树又从汉、宋两学的地位着手做文章，以贬低汉学。他说：
古今学问，大抵二端，一小学，一大学。训诂、名物、制度，只是小学内事。《大学》直从“明”、“新”说起，《中庸》从“性”、“道”说起。此程子之教所主，为其已成就向上，非初学之比。……汉学家昧于小学、大学之分，混小学于大学，以为不当歧而二之，非也。故白首著书，毕生尽力，止以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小学之事，成名立身，用以当大人之学之究竟，绝不复求明、新、至善之止，痛斥义理、性、道之教，不知本末也！……若谓义理即在古经训诂，不当歧而为二；本训诂以求古经，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义理以明。此确论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8]（卷中之下，P320-321）
夫文字训诂，只是小学事，入圣之阶，端由知行。古今学术歧异，如杨墨、佛老，皆非由文字训诂而致误也。而如汉儒许、郑诸君，及近人之讲文字训诂者，可谓门径不误矣，而升堂入室者，谁乎？至卑视章句，其失不过空疏，与求名物而不论道粗浅者，亦不同伦。凡此皆所谓似是而非，最易惑乱粗学而识未真者，不可以不辨。[8]（卷中之下，P323）
在这里，他将学问区分为小学、大学，小学为训诂、名物、制度之学，当然指的是汉学，大学则是从“明”、“新”、“性”、“道”说起，当然是指宋学，两学名称上的大小区别，已见其心目中的地位高低。他还进而指出，汉学家不明此理，“混小学于大学，以为不当歧而二之”，故虽“白首著书，毕生尽力”，所赖以成名立身者，亦仅限于“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小学之事”，尚未进入“大学”境界，等于为学“不知本末”。这样的学问，“可谓门径不误”，但远未“升堂入室”，而要达到“升堂入室”的地步，还是得走宋学老路，即“入圣之阶，端由知行”。于是，他又再度强调以训诂求义理，应以义理为主，甚至可以义理为标准来订正训诂。谈及义理与训诂的关系，不能不涉及到方东树之师姚鼐曾特别着意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关系的问题，对此，方东树是认同其师之主张的。他说：
夫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二者区分，由于后世小贤、小德不能兼备，事出无可奈何。若究而论之，毕竟以义理为长。考证、文章，皆为欲明义理也。汉学诸之，其蔽在立意蔑义理，所以千条万端，卒归于谬妄不通，贻害人心学术也。[8]（卷中之下，P360）
姚鼐提倡为学要兼有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之长，将宋儒之性道与汉儒之经义相结合、考据与文章相统一；三者之中，必以义理为根本。方东树认为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若究而论之，毕竟以义理为长。考证、文章，皆为欲明义理也。”从这些说法来看，方与姚一脉相承之关系至为显明。同时，方又再度指责汉学之蔽“在立意蔑义理”，所以“谬妄不通，贻害人心学术”。实际上，方的这一指责是以偏概全，汉学家中，戴震等人并非“立意蔑义理”，而是非常看重义理。应该说，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主张，某种意义上是受了戴震的启示而提出的，而且戴震也认为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中，义理为本。表面看来，姚、方、戴三人在这一问题上见解一致，都认可义理的核心地位，但究其实还是有不一致之处的，即目标相同，而手段歧异。戴震所主张的是通过文字训诂以求义理，文字训诂是明义理的唯一方法手段；方东树则对这种汉学家的义理学方法论持基本否定的态度，认为在了解古圣精髓的过程中，义理应该是优先考虑的因素，“理”应时时在学者心中，不能离开“理”而治经，而且“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8]（卷中之下，P321），这样的内容属于人的心性，非文字训诂之学所能穷尽。也就是说，在戴震眼里，古圣先贤之“理”通过文字训诂即能通晓，而在方东树眼里，这些义理仅靠文字训诂手段是无法全部企及的，宋学家一向擅长的直达义理之途仍有效用。实际上，两人所强调的还是各自之学的重要性，尤其方东树所争者是宋学的优先地位，以此压制汉学。综观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对汉、宋两学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完全是基于宋学家的基本立场批驳汉学，其中不少言论主张带有情绪化和非理性化的色彩，就像他说汉学家具门户之见一样，他的看法其实也充斥着门户之见。这样一种态度，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的一个理念：汉学压迫下的宋学岌岌可危。他曾总结自身对汉学的批评，说：以上略举诸说，以见汉学家宗旨议论，千端万变，务破义理之学，祧宋儒之统而已[8]（卷中之下，P373）。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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