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孟到荀子，他们的“先富后教”思想显然已经触及到了道德的功利性质。然而，孔孟 更强调道德超功利的内在价值，因此具有“重义轻利”的思想倾向。墨家以“兼相爱、交相 利”的原则反对重义轻利，认为道德行为必须是能够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的。墨子再三 指出，仁爱就是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这可以说是“先富后教”思想的另一种 形式的表达。不过，墨家把道德完全等同于功利，具有忽视道德的超功利的内在价值的片面 性。这种片面性被法家的韩非发展到了极端，他说：“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 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韩非子·五蠹》）把人的行为看成完全是由财富多寡决定的 ，不存在善（道德）和恶（不道德）之分。这就变成了取消道德和道德教育，因此也不存在先富 后教的问题了。
与法家的这种极端正相反对的，是汉代独尊儒术后，正统儒学把孔孟的“重义轻利”也发 展 到极端，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把道德规范、道德教育 和功利（尤其是物质利益）绝对对立起来，完全否认了前者的物质利益基础和物质利益内容。 在批评正统儒学的这种观点时，先富后教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扬。
汉代王充不同意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指出“为善恶之行，不在人之质性，在于 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论衡·治期》）。他强调衣食等物质生活需 求的基本满足，是“礼义之行”即道德行为的起点。这里的语言和韩非类似，但王充认为行 为是有善恶之分的，不同于韩非取消行为之善恶的非道德主义。宋代的陈亮、叶适在批评“ 存天理、灭人欲”时，强调道德不能脱离社会功利和物质利益；“功到成处，便是有德”（ 《致陈同甫书》）“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 言》卷二十三）。认为道德必须达到一定的功效，实现一定的物质利益，否则就是无用的空 虚之言。这可以说是继承和延续了先富后教的思想，但也显示出和墨家相似的片面性，即把 道德行为等同于满足物质需求。这种片面性有可能导向否认在物质生活相对贫困时也有仁义 道德的歧途。
王夫之看到了这种危险。他认为片面地讲“衣食足而后廉耻兴，财物阜而后礼乐作”，就 会“待其足而后有廉耻，待其阜而后有礼乐，则先乎此者无有矣。无有之始且置之，可以得 利者，无不为也”（《诗广传·小雅》）。如果认为非要等到物质生活富裕了才会有道德，那 么，在此之前为了追求物质生活利益，就可以无所不为了。这就是说，不能因为讲先富后教 而忽视了物质生活和道德水准的提高是应当同步的。他把这两者的同步提高叫做“裕民之衣 食，必以廉耻之心裕之”（《诗广传·小雅》），比较辩证地看待“食足”和“知礼”的关系 。
“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就历史观而言是以人本为前提的，即意识到历史的主体力量是 人 类自身而不是天帝鬼神。
殷商以前的宗教天命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都是由上帝天命主宰的。然而人类在日 益走向文明社会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了自身的力量。西周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 听”（《孟子·万章上》引《泰誓》语）、“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昭公元年引《 泰誓》语）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天神必须重视人（民）的意愿，而不能独断专行。这种思想的 进 一步发展，就是提出了“民为神主”的命题。春秋时的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 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到春秋时期已经涌动起了一股重人轻神的思 潮。先秦诸子的历史观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形成的，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了以人事为本 、为主的倾向。
孔孟的历史观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天命，但他们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其价值取向是肯定 人的价值，因而“敬鬼神而远之”，强调人类社会历史是以人的现实活动为主而构成的，所 谓的“命”是人力发挥到极点而无可奈何的东西。孔孟之后的荀子，则否弃了孔孟的天命论 ，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这一命题就其历史观的意义而言，是把人类历史发展过 程看作是改造自然而为人类服务的过程，也是人的主体力量充分展示的过程，一个“制”字 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墨子一方面讲非命，一方面又讲天志、明鬼，但他认为天志以爱人、利人为内容，而爱人 、利人则以人人参加生产劳动为基础。因此，墨子把人类社会历史看作通过人自身的劳动而 与命相抗衡的过程，“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墨子·非命上》）。这里 的“强”，就是指人自身的力量。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表现在历史观上，虽然有否定人类文明的倾向， 但他们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看作是合乎自然的发展过程，而不是由天神操纵的。这仍然 包含着以人事为主看待社会历史的态度。
法家的历史进化观点，非常明确地把历史地进化看作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结果。韩非说：“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这里把上古、中世、 当今的历史进化过程，看作是人类从比道德、赛智谋到争气力的显示自身力量的过程。
先秦诸子历史观的主流方面，是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归结为人自身的活动。汉代以后，儒家 肯定人为天地万物最尊贵者的价值取向，一直支配着人们的历史观。即使是具有神学色彩的 董仲舒，仍然肯定了人的价值以及人的活动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人之超然万物之 上而最为天下贵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另外还有许多思想家都从不同方面来阐述 了以人事为本的思想。汉末仲长统明确提出了“人事为本，天道为末”（《昌言·理乱》）的 观 点；唐代刘禹锡指出，人的力量就表现在能够建立法制以判定是非，“人之道在法制，其用 在是非”（《天论》上）。明清时期的王艮、吕坤、王夫之、颜元等思想家都提出了“造命” 、“自造”的观点，更加鲜明地突出了人类社会历史是自己造就的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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