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理势合一”说，明确地表达了肯定历史发展有其客观必然趋势和寻求历史发展 规律相统一的思想。他说：“凡言势者，皆顺而不逆之谓也。”（同上）历史发展趋势具有“ 顺而不逆”即无法违抗的客观必然性。历史发展规律（理）正是在这必然之势中体现出来，“ 顺必然之势者，理也”（《宋论》卷七）。因此，所谓“势中见理”，就意味着可以通过外在 的、具体的、可感知的历史趋势，来把握内在的、抽象的、不可直接感知的历史规律。
外在的历史趋势是变动不居的，因而通过“势”来把握“理”（历史规律），就不能把历史 规律看作一成不变的教条，而要认识到历史规律是随历史趋势之不同而不同的。王夫之说： “势因乎时，理因乎势。”（《读通鉴论》卷二十）势依存于现实的时代条件，时代条件不同 ，历史就有不同的发展趋势，不同的发展趋势就有不同的历史规律。但他同时又肯定有贯串 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历史规律。他说：“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读 四书大全说·孟子·离娄上》）历史发展趋势和它的合规律性，就是历史的自然（天）过程。 在这历史自然过程中存在着始终起作用的规律，“天有贞一之理”（《读通鉴论》卷二），“ 万古不易者，时之贞也”（《宋论》卷七）。这里强调“贞一之理”是“万古不易”的，即与 人类社会共始终的。当然，“贞一之理”在各个历史时期遇到的情况不同，因此顺时而表现 为不同的趋势，“古今殊异者，时之顺也”（同上）。尽管王夫之所说的“贞一之理”通常还 是以君臣父子的纲常名教为内容，但在这里体现了探求适用于任何历史阶段的普遍规律的努 力 。
王夫之的“势中见理”，也力图说明正是通过人的实际活动，才使得历史规律得以实现， 从而形成了历史的某种发展趋势。他在分析秦始皇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时说：“秦以私天下 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读通鉴论》卷一）这里的“天”，就是客观 历史规律。“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宋论》卷七）他认为秦始皇的主观 动机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这一举措产生的结果却与其动机相反。“行其大公”的历史趋势 正是由内在规律（天）假手于某些历史人物的活动而展示的。这不仅看到了历史趋势是人的合 规律的实践活动的结果，而且意识到了历史的必然规律是通过表面上看来是偶然性的东西（ 如人的行为动机）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这就把“势中见理”深入到了从必然和偶然的关系来 探求历史规律。
王夫之还把探求历史的趋势、规律和历史活动的主体力量联系起来，认为体现历史规律的 历史趋势，虽然和个别人物的动机不完全相符合，但却总是顺应了大多数人的意愿。他说， 从历史上看，社会上流行的风俗，总是过一段时间就变化了；然而，“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 ，人也，即天也。天视自我民视者也”（《读通鉴论》卷十九）。能够行之千年而不易即表 现为某种历史趋势的东西，就一定是人民乐于接受的，而人民乐于接受的，就一定是合乎历 史规律的。这说明他意识到了历史趋势是历史规律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从人民是历史的主体 力 量来说明历史趋势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历史观在肯定历史进步和变革，重视经济因素和民众力量，探求历史 趋势的客观性和这种趋势与历史规律的统一性等方面，与唯物史观有诸多相似之处。这无疑 为接受和认同唯物史观提供了思想土壤。然而，就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进程而言，传统历史 观并不直接走向唯物史观，而是以近代进化论为中介的。近代进化论首先讨论的就是历史观 问题，它在关于社会历史变化的问题上，提出“力今以胜古”，反对“好古而忽今”；在关 于历史发展的动因和主体的问题上，提出了“求乐免苦”即物质利益的追求是“人道”、“ 群道”的基础、人类进化过程是使用工具和建立礼制进行竞争（“竞以器，竞以礼”）的过程 、把民生作为社会进化重心的民生史观以及“合群进化”、“以群为体”、“合乎人群之需 要”等等；在关于历史趋势和历史规律的问题上，提出了社会历史发展循序渐进的“三世” 说和社会历史发展可以有跨越阶段的“突驾”说等。显然，进化论的这些观点延续和展开了 传统历史观“善言古者，有节于今”、“食足知礼，民惟邦本”、“势非圣意，理势合一” 中与唯物史观相近似的因素，并贯注了新的时代内容。因此，从进化论转向唯物史观，可以 说是把前者所延续和展开的传统历史观的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提升，唯物史观由此表现为对 传统历史观的变革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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