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王充和司马迁开始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客观性有所认识。王充说：“国当衰乱，贤 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 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论衡·治期》）社会的治乱，是由独立于圣贤意志之外 的“时”、“数”所导致的。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指出，古代货币的产生和演变， 是“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认为这没有什么神秘的，而是如同流水一样的客观 之“势”所决定的。王充和司马迁开始把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圣贤意志对立起来，力图突 出其客观性。但是，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就会把客观必然性归结为“时 ”或“数”，仍然不能完全摆脱神秘主义。
柳宗元深入地探讨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个人意志的关系问题，提出了“封建非圣人意 也，势也”（《封建论》）的命题，明确地把“势”和“意”对举。如前所述，圣人往往是天 意的代表，因而以势否定圣人之意，也包含着对天意（天命）的否定。柳宗元将分封制的产生 、发展以至衰亡而为郡县制所取代的整个过程，看作是“非圣人意也，势也”，即为客观必 然趋势所决定的。他以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参与历史活动的圣王的主观动机的矛盾，来进一步 论证历史发展趋势的客观性。他说，秦始皇革除分封制，以郡县制代之，其主观动机是为了 树立自己的权威和维护一家一姓的私利，但客观上却反映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历史趋势，因此 就 不可能再退回到分封制去了。“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 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他已看到，在人们的主观动机（ 圣王之意）背后有一种必然的力量（势）在起作用，圣王的意志虽然指导其社会历史活动，但 对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说只具有从属的意义。
柳宗元的“势非圣意”说，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客观性，但对于人能够认识和把 握这种客观趋势，从而有所作为则注意不够，宋代的叶适对此有所补充。叶适同柳宗元一样 ，也把分封制的产生及其后来被郡县制取而代之，都归结为是由“势”所决定的。在此基础 上，叶适强调人只要认识和把握了“势”，就能在历史舞台上有所作为。“夫势者，天下之 至神也”，势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支配力量，人的活动合乎势则治，背离势则乱。认识和掌握 了 “势”，就能治理天下，“知其势而以一身为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在他看来，从尧舜 到汉高祖、唐太宗，“皆能以一身为天下之势”。认识和把握了历史发展趋势，就能代表历 史发展趋势而大有作为，“天下之事惟其所为，而莫或制其后”（《治势上》），从而在历史 活动中显得十分自由。但是，叶适却从肯定尧舜等人体现了历史趋势，而得出了历史趋势依 存于尧（“道为尧存”）的错误结论，这就从柳宗元“势非圣意”的认识倒退了。由此可见， 要对客观历史趋势有正确认识，还必须进一步探讨“势”和“理”的关系问题。
“势中见理”，即从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发现历史规律的思想，在明代王廷相那里已经萌发 。王廷相和柳宗元一样，也认为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势所必然：“儒恶秦郡县，私也。王子 曰：势也，非秦也。虽一人之私也，天下之民利之，则天下之公也。”（《慎言·保傅篇》） 他还在更大的范围内说明了历史有其必然之“势”，指出韩魏等六国被秦所灭和陈涉亡秦， 皆有其“势”。这是说相反的历史现象，却各有其必然之势。他认为孟子的仁政之所以不能 推行于战国，并不是齐、梁之君没有行仁政之“心”，而是“势之不可为也”（同上）。同样 ，元代大儒许衡之所以不能完全改变入主中原的元朝统治者的风俗，也是“势不能也，非心 也”（《慎言·鲁两生篇》）。这是从同类历史现象中，说明个人的意愿并不能左右历史趋势 。 他认为井田制的废除，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要恢复井田制是“势终不能”（《慎言·保 傅篇》）。不仅一项制度是如此，整个社会由“质”变“文”，即由自然质朴走向文明的过 程，也是“日趋之势”（同上）。这是从某个制度推衍到整个文明发展进程来考察历史发展的 趋势。由于王廷相从不同的和相同的历史现象、从个别的到一般的历史现象等各种角度来考 察这些现象背后的必然之势，因此就能发现历史活动中的重复性和恒常性，从而得到“势” 中见“理”即从历史趋势中发现历史规律的认识。
王廷相说：“民苦思乱，乱久思治，治则思休，乃理势必至之期也。”（《雅述》上篇）在 他看来，苦→乱→治→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里已 有“理势合一”思想的萌芽。王廷相还提出了“理因时致宜”即历史发展规律是随时间条件 为转移的思想：“以其情实论之，揖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 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 不亦朽敝乎哉！”（《雅述》下篇）强调历史活动是变化发展的，因而历史规律也不能一成不 变。这里包含着历史规律寓于社会历史的实际情况（情实）之中和不能把历史规律凝固化的辩 证法思想。但是，王廷相把所有的社会历史规律都看成是和祭祀用的刍狗一样，随着祭祀的 结束而消逝，这就否认了有适用于一切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普遍规律。
就社会历史领域来说，“势中见理”首先是要发现和研究最普遍的规律，对此有比较全面 深刻认识的是王夫之。他明确指出：“迨得其理，则自然成势，又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 （《读四书大全说·孟子·离娄上》）即认为合乎历史规律就自然形成为发展趋势，而不得不 然的历史趋势正体现了它的发展规律。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个理势统一的过程，所以他强调 要“将理势作一合说”（同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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