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20年间，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了对本学科的整体反思。俞伟超在1993年一次 访谈中说：“1985年以后，我感到我在思想上有所变化，但同时我还感到另外一种变化 ，那就是一些原本志同道合的朋友，由于不理解，观点也就慢慢有了分歧。”[1]（237 页）这里所说的分歧，大致是指他与张忠培之间常被看作观点的对立，后来并形成公开 的争论，引起学界较广泛的关注。这不仅因为俞、张二位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界名副其实 的权威，更由于在这场争论中他们被分别视为“新派”和“传统派”的代表[2]（218页） 。而根据考古学界公认的分类法[3]（16-17页），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恰好是考古学的两 大分支，即历史考古学和史前考古学（注：有学者认为“史前”此命名不妥，参见陈星 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2-12页，三联书店，1997年。）。故这两位考 古学界重要人物之间的争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成为考察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考古 学发展动向的一个途径。本文仅初步梳理和分析这场争论，希望能得到方家的指教。
一、争论发生的背景
从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中国大规模的建设运动，大量遗址被发现，大批遗物出土， 有外国考古学家称这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1]（151页）。但到80年代，国内的考 古学者却有进入“困惑”境地的感觉[4]（277-296页）。针对中国大陆考古学的现状、走 向、理论、方法等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出现一股反思的热潮。1984年，苏秉琦在北 大考古系教师会上说：“在以往的工作中我们习惯于整理材料，编写报告、论文，进行 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诚然，这些工作都带有科学研究的性质，都涉及到一些理论，但 其中却普遍存在着概念模糊的问题。说到底。是我们的实践工作已走在前面，理论工作 落后了。”他提出，探索“基础理论”（具体指“区系类型”理论）当是“现阶段”考古 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5]。
在对中国考古学整体反思的同时，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并介绍了国外考古学的研究状况 ，引入了许多新技术、新名词、新观点；但译介文字多偏于“论”，少见较具体的研究 性论文（注：也有个别的例外，如Colin Renfrew：《巨石建筑遗迹的社会考古学》，周 本雄译，王世德校，《科学》1984年第3期。）。在借鉴了国外（尤其是美国）考古学研究 方式、学科设置等内容后，中国考古学界出现众多新学科、新分支竞存的现象。《中国 文物报》的第3版从80年代末便成为介绍新见、批判旧法及讨论切磋的场所，《东南文 化》等地方学术期刊也显示出对新事物的关注。这次反思具有较强的突破性，有学者甚 至开始质疑地层学、类型学这些20世纪才传入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基础方法（详后）（注： 关于地层学和类型学，张忠培认为“层位学”比“地层学”命名更合理。参见张忠培《 中国考古学》214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类型学又有叫做“形态学”和“标型学”的 ，参见俞伟超《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考古学是什么》54页。本文凡提及此 二种方法，均采《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命名，称“地层学、类型学”。）。但 总的说来，多数讨论立意相对高远，基本未涉及具体的个案研究。
张光直在那段时间的中国与国外的信息交流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一些在国内甚 有影响的学者，如俞伟超、童恩正，似都与他在学术上有过深入的对话和合作[6]（176- 180页）[7]。1980年，张先生在社科院考古所作了一次演讲，指出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 器物分类法和社会制度探讨存在一些问题，对当时的学者不啻为当头棒喝[8]（pp48-57） 。他的《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于1983年在大陆出版，书中提出的“青铜时代”概念及其 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意义、夏商周三代的并存关系及古代国家形成阶段等观点对当时大陆 学界具有相当的冲击力。在前言里，张先生写道：“本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想试试看能 不能用一些具体的例子证明中国古代的研究不是‘专业’而是‘通业’。”
“新考古学”（new archaeology）之名在80年代初已为大陆学界所知，夏鼐在《什么是 考古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序言中均正式提及，但对它产生广泛兴趣要 到80年代后期。1988年，俞伟超等先生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30周年纪念会上， 肯定了“新考古学”中的合理成分。此后对“新考古学”的翻译介绍和讨论大量出现[9 ]，但学界对它的理解存在歧异。例如，夏鼐认为它是“学派”，容观琼认为它是考古 学的一个分支学科[10]。相比之下，80年代前后在国外兴起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在 中国学界却没能引起较多的关注（注：笔者所见的有关翻译或介绍较少，90年代初有赫 俊红译Patty J.Watson[美]的《新考古学之后--考古学的解释：1985》，《东南文化 》1992年第1期，以及曹兵武的《考古学的新思维--新考古学述评》，《中国历史博 物馆馆刊》1993年。）。
较早到美国的童恩正曾计划与美国学界合作以推动国内考古学的发展[6]（176-180页） ，他本人也对国外的考古发展做了较多介绍。80年代初，童先生发表了介绍石器微痕研 究的文章[11]，并就农业考古的方法问题提出多学科配合研究的建议[12]。他介绍国外 对文明、文化的理解和对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于摩尔根、恩格斯学说的新论，并尝试用它 们来解释中国的考古资料[13][1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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