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海峡两岸的考古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考古学的学科认同问题或者提示出学科发 展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正是俞伟超特别强调的，他认为对考古学目的之认识 发生变化，就会引起考古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更新。考古学的产生和在中国的建立都 源于一种“时代精神”，是人们“为冲破传统的旧的世界观”而提出的任务。他回忆50 -60年代的治学经历说：“我们讲了规律和进程，讲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我们仍不能 使自己的心灵摆脱最终的困境，研究这种轨道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1]（206页）思索 的结果便是“为了解答新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1]（147-153页）。在俞先生看来，考古 学诞生之初曾面对人们感兴趣的问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陷进具体的研究中， 如确认文化特征、建立器物变化序列等，离社会焦点问题远了。而当基础性工作告一段 落时，应该重新面对一些人类文化中的根本问题，故“考古学要重返社会科学的大家庭 ”[1]（240页）。
俞先生是主张多学科“合流”的，但正是中国考古学甚至整个文史领域的“社会科学 化”导致了考古学与历史学、人类学的日益分离。罗志田认为：“考古学确实有力地支 撑了20世纪的史学大厦。稍觉遗憾的是到20世纪后期集考古和文献材料于一体的研究取 向越来越少见，这固然因为今日中青年学人的跨学科训练不足，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疏 离倾向逐渐明显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68]。在具体研究中，三科合流方法（还应 加上最近已从考古学中划出的古文字学）其实早已为徐中舒那一代人所熟练运用，也是 傅斯年、李济长期主持的史语所一向遵循的取向，不过因为愈来愈细的分科而为后学所 割裂，反成为俞先生寄予希望的一个未来目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诡论性的（paradoxical）发展，也许值得从事考古以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三思。
学科的划分本是为研究的方便，未必就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实际上，即使主张从考古 资料出发的研究者在学术思考和学术表述中也不得不与史学和人类学分享类似“礼制、 宗法制、巫”等术语。对具体研究者来说，不论考古学是否独立于史学或人类学，更重 要的或许是以开放的心态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方式方法以增强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 理解[69]。在80年代初张光直向国内学界介绍英美学者常用的古代社会分期模式（即“ 猎团--部落--酋邦”）时，便提到张政烺关于殷代裒田的研究是“从实际 资料而不是从理论模式出发”，可以算作一种模范的研究方式。但他也认为，从模式和 从资料出发进行研究是并行不悖的，他和杜正胜都提出中国考古学可以根据古史、文献 的提示，解释考古资料[8][59]。
有时候，研究对象也会影响研究者的取向。俞伟超因其研究方向主要是“历史时期” 考古学，相对于史前考古学来说，对文献的掌握要求更高，运用也更多。1978年，俞先 生与高明合作发表了《周代用鼎制度》一文，即首先根据古文献（也结合古文字及考古 材料）复原西周用鼎制度，而后分析考古资料。正如张光直所言，传统的古器物学是中 国考古学的三个学术来源之一，从宋代学者开始根据古代典籍及器物的自有名称为古器 物命名和分类，“这种可称为文化相对性（emic）的研究方法，大约只有中国考古学具备 ，因为只有中国才拥有大量可资利用的文献材料”[31]（18页）。
从20世纪20年代起，既存文献与地下发掘何者才能解决古史问题成为长期争议的论题 ，李宗侗曾质疑顾颉刚的疑古倾向，认为其“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并提 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故应“努力向发掘方面走”。顾颉刚虽 同意“努力向发掘方面走”是“极正当的方法”，却指责李宗侗“有过尊遗作品而轻视 载记的趋向”。而傅斯年、陈寅恪等皆主张一种结合文献与发掘的研究取向[70]。古文 献的可信程度曾因“疑古”思潮的影响而大为降低，但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却证明 事实可能恰恰相反，邹衡、邵望平、徐苹芳在不同时期都提出过这样的观点[71][72][7 3]。
蒙文通在20年代主要依据文献典籍进行的古史研究得出了中国上古文化三大源头的结 论，傅斯年稍后的《夷夏东西说》要有影响得多，且明显借助了西方文化研究中的“种 族”观念（今日当属人类学或民族学），专长考古学的徐炳昶后来也发展出他自己的上古 文化多元说观念，说明用不同的方法可以得出类似的研究结果[74]。这些史学研究的结 论仍不能说已为考古发掘所完全证实（但上古文化多元说已基本得到认可），却也受到一 些考古学者的重视，如童恩正便自言受蒙先生启迪甚多[75]。而1980年前后发表的一些 西北、南方等古代诸民族族属问题的研究，也明显带有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倾向 [36]（180-192页）[76][77][78]。
北大教授李零最近指出，已有的考古学研究常常对文献提示视而不见，因强调中国文 明的“连续性”、“统一性”而忽视外来影响，从而造成发掘及研究中的遗憾和失误[7 9]。他认为张光直的考古学关怀就是全人类的，从这个角度言，考古学“是一门时间跨 度很大，空间范围很广，求之细则无穷细，推之广则无穷广，因而在本质上是开放的， 没有最终结论的，不断丰富其细节，也不断调整其框架的大学问”[80]。这里所提到的 开放性，或许是特别值得强调和提倡的。
四、余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考古学反思的思潮似乎趋于缓和。直到目前，学界对“模 式”，尤其是对国外人类学模式仍表现出普遍的谨慎态度[81]。讨论得较多的当数“酋 邦”模式。从张光直1980年在考古所的演讲中介绍这一当时国外较新的人类学理论以来 ，有人认为近年来“关于酋邦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多”[82]，但 从其文章中列举的关于“酋邦”研究文章的数量、质量看，尚不能说明考古学界普遍认 同了这一模式。
仍是张光直在1980年提出的“根据中国考古学与古代史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结果来考 虑产生新的模式”的建议[8]得到了考古学界积极的响应。张忠培的研究便呈现出这样 的趋势。杜正胜也在积极推动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59]。高炜在1989年发表的《龙山 时代的礼制》[83]一文，在原先确定二里头文化已有礼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礼制” 上溯到龙山时代，提出礼乐制度应是中国文明的固有特点之一，同城市、文字、金属器 、礼仪性建筑等一样，都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同年，另一学者也提出“中国的 礼制是在观念形态上的最高体现”，探索“礼制”在各考古学文化中的表现及其阶段变 化将比抽象地讨论文明的定义更深入[84]。
新的尝试还在进行，一些有革新意识的研究结果已经公布。计算机考古不再像90年代 初那样咄咄逼人，而趋于客观务实[85]。吕遵谔通过实验，提出石器分类不应该仅就其 形态，用途甚至更重要，就是个非常有识见的突破[86]。同时，对既存研究方法、表述 方式等方面的讨论还在继续，如《中国文物报》从2000年4月起开辟了“理想的考古报 告专题讨论”栏目，《舞阳贾湖》、《天马--曲村》等考古报告也被认为有很大改进 [87][88]，也许中国考古学正走入一个更加务实的发展时代。
本文承罗志田老师指导并修订，给予不少提示和帮助，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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