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方文化自古希腊以来，就习惯于以二元论的观点来看待世界。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 相信，在可感的现象世界背后，还存在着一个超感的、只能用理智才能把握的本质世界 ；本质世界是本体、是决定者，而现象世界只不过是摹本、是被决定者。用这种二元论 的世界观来看待历史，就自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人类历史活动和各种历史现象的 背后，存在着一个超感的、不变的本质或决定者，它体现了变动不居、杂乱无章的历史 现象的意义。这种二元论的历史观，早在古希腊就已露端倪，而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体 系中被发展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历史哲学。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兴起，康 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均在人类经验历史活动的背后树立某种超验的“历史本 质”。不过，他们所讲的“历史本质”已经不是宗教性的“神”或“神意”，而是某种 哲学概念了。
在黑格尔那里，在背后决定人类历史进程的观念性实体被称为“理性”。他说：“‘ 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理性’统治了世界，也 同样统治了世界历史”。黑格尔认为，这种“理性”不是一种主观范畴，而是一种客观 存在的精神实体，即“世界精神”。他说：“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 时间里的发展，”而带领人类进行历史活动的伟大历史人物，只不过是“世界精神的代 理人”。[6]（P9、26、75、32）至于这种“世界精神”的具体内容，黑格尔认为是“自 由”，“世界精神”的实现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
就像其他德国古典哲学家一样，对于黑格尔来说，隐藏在历史背后的“本质”--“ 世界精神”--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具有逐步展开过程的动态观念。它最初处于潜在 状态，只是凭着自己所具有的“无限冲动力”，才摆脱潜在状态而不断发展，最终走向 成熟和完善。“世界精神”的这种动态性、发展性，使得由它所决定的人类历史必然呈 现为一种进步的过程，对此黑格尔做出了一整套系统的阐述。他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 “绝对观念”通过一系列“三段论”形式的逻辑展开，与物质世界分阶段的历史发展之 间构成了两条相互平行、相互对应的链条，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将这种哲学用于 世界历史，就构造出了一种二元论的历史观。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由一表一里两个方面组成：一方面，“世界历史”的深 层结构是“世界精神”，它以“自由”为内容，由“自由”程度高低不同的“民族精神 ”依次排列组成。（注：所谓“民族精神”，在黑格尔看来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 它可以表现在宗教、政体、伦理、立法、风俗、科学、艺术和机械技术等各个方面。） 这些“民族精神”没有时间的先后，只有价值的高低（即“自由”程度的高低），组成了 一个没有时间性的逻辑结构。另一方面，“世界历史”的表层结构是各民族的历史过程 ，它是一个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民族依其“自由”程度的从低到高，先后登 上“世界历史”的舞台，充当“世界历史”的主角，被称为“历史性民族”。而它们两 者的结合便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前者是后者的本质内核，后者是前者现象表现。 于是，“世界历史”就一方面表现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逻辑展开次序，另一方面又表 现为一个从早期到晚期的历史发展过程。
更具体一点说，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乃是由若干“历史性民族”的历史前后相续而 形成的有机整体。在他看来，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历史就是其“民族精神”从潜在到 现实逐步实现自己的过程。在“世界历史”过程中，当一个“历史性民族”的“民族精 神”由潜在而得到充分实现之日，就是它代表“世界历史”某一阶段之时。在此之前， 这个民族的历史虽然在经验上可能早已存在，但它却对于“世界历史”没有意义，或者 说它尚且没有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而在此之后，或者说一旦它的“民族精神”在 历史活动中实现了自己，其生命也就停止了，而这个“历史性民族”也就随之退出了历 史舞台。此后，取而代之的将是能够体现“世界精神”和“世界历史”下一阶段发展的 另一种“民族精神”和另一个“历史性民族”。对此黑格尔说：“一个民族的生命结成 一种果实；因为民族活动的目的在于贯彻它的原则。然而这一个果实并不回归到产生它 和长成它的那个民族的怀中去；相反地，它却变成了那个民族的鸩毒。那个民族又不能 撒手放过这种鸩毒，因为它对于这样的鸩毒具有无穷的渴望：这个鸩毒一经入口，那个 民族也就灭亡，然而同时却又有一个新的原则发生。”[6]（P82-83）我们可以形象地比 喻说，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乃是唯有“历史性民族”才有权参加的接力跑。而一个“ 历史性民族”，只有在它手中握有接力棒的那个时期，才对“世界历史”这场比赛有意 义。在这一时期中，它的精力得到最大消耗，其“民族精神”得到彻底实现，此后便将 历史的接力棒交给了下一个“历史性民族”，而自己则退出了比赛或历史舞台。在一个 “历史性民族”没有拿到接力棒之前或已经交出接力棒之后，它虽然可以自己小跑，可 以有历史活动，但却没有“比赛”意义，没有历史意义。
至于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各个“历史性民族”究竟分别代表哪一阶段，在黑格尔 看来乃是由“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决定的。一个“历史性民族”，其“民族精神 ”在逻辑链条上相对于世界精神的“自由”本质而言越是低级，它在“世界历史”的时 间链条上所占的位置便越是靠前。据此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它的 童年时期是由东方各国体现的，因为“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人之所以为人的 本质--是自由的”，他们只知道专制君主“一个人是自由的”，而且“这一个人的自 由只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它的青年时期是由希腊和罗马体现的，因为在 那里的奴隶制度下，“只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而不是人人是自由的”；它的成熟时期 是由日耳曼民族体现的，因为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日耳曼人“知道人类之为人类是自由 的”，“知道一切人们（人类之为人类）绝对是自由的”[6]（P18-19）。
由此可见，黑格尔的历史观乃是一种“多线论”与“单线论”的有机结合。对于这位 思辨哲学家来说，在人类历史中存在两种主体，一是“民族”（主要是指“历史性民族 ”），二是“世界”；前者是多元的，后者是惟一的。就“民族”而言，各个民族的“ 民族精神”均具有自己的特征，彼此互不相同。在时间链条中，这些“民族精神”好比 不同物种的种子，它们会各自经历一个由潜在到实现的过程，发芽、生长、死亡，但却 绝不会变异为别的物种。这样，由这些“民族精神”对象化而成的各民族历史便各异其 貌，各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历史因此而呈现出多元性。就“世界”而言，“世界 精神”只有一个，而它不是为各民族所共有的共性事物，而是一根由不同“民族精神” 相互连接而成的链条。作为“世界精神”客观表现的“世界历史”因此也只有一个。它 不是一袋子马铃薯，不是遵循同一发展规律的各民族历史的堆砌，而是一根由各个“历 史性民族”的历史相互连接而成的链条。这种“多线论”与“单线论”的相互统一，构 成了黑格尔历史观的根本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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