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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剑波]往来于他者与自我之间——经验性宗教研究的问题及可能


    记得一次一个注重实证研究的社会学家到一群注重人文解释的人类学家当中做学术报告,尽管报告的主体内容为人类学家们所接受,但他们却对这位社会学家从头到尾都在强调的“实证”二字表示极大的疑虑和关怀。他们觉得这很容易让人联系到被人诟病的孔德“实证主义”,而且担心研究者过于自信于自己的绝对客观地位,并指责这种将研究对象客体化的做法实质上是“政治”上的不平等,是典型的霸权。这位社会学家对这些批评很难接受,并将之归结为不同的学科取向所引致的方法论分歧。他没有意识到这群人类学家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反应,是因为人类学界已经对这个“科学”与“人文”的问题争论了百年之久,而他们由于深受格尔兹阐释人类学以及整个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对于“科学”、“实证”等词汇产生了某种天然的反感和免疫,认为这与人文关怀和理解相去甚远。也正是因为这样,人类学家一般不愿意采用“实证或实证性研究”。这样的说法,而宁愿称之为“经验或经验性研究”。(注:这两种汉语表述都可以译为ernpirical。)
    1.经验性宗教研究的意义与可能
    宗教或宗教现象作为一个领域,正如其他任何一个研究领域一样,都应当并必须是多学科交叉、合作的研究,从神学、哲学、文学,到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都应当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做出各自的贡献。不过由于一些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中国的宗教研究长期以来是以思辨式的哲学、神学为主,目前也仍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经验性研究不存在,例如1960年代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调查中也涉及大量的宗教调查。只不过这样的经验研究并不多见,也不被政府及学界所重视,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一些大学的研究机构相继开展了一些研究课题,专注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并且强调使用经验性的调查方法。以基督教研究为例,比较重要的课题就有中央统战部“20世纪90年代宗教发展状况普查”、国家宗教局“各国政教关系和宗教法规调研”、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宗教现状研究”和“珠江三角洲宗教状况、特点、趋势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功能”等。其他单位及个人对现实宗教问题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并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的调查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宗教学学科“十五”规划课题指南、教育部宗教学学科“十五”规划调研报告等,也将现实性、经验性的研究列为重点。
    这些课题和个人研究兴趣的兴起表明了经验研究在宗教研究领域的回归,也显示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参与宗教研究的可能和价值。同时,这也表明越来越多的相关人士意识到在传统的神学和人文研究进路之外,社会科学应当是一个有必要和有意义的展开宗教研究的第三条道路。这三者之间的取向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异,但正是因为有不同才有对彼此需要,才能真正构成互补,以期能对宗教现象做更为深入的探求和理解。事实上,经验性研究的意义和必要(why)想必多数人都能同意,关键问题在于这种研究到底是什么样的研究(What),又如何展开(How)。
    2.假设—验证研究的问题及价值
    从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经验性研究课题来看,大部分都采取了假设—验证的方式,而采取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学的问卷和人类学的访谈。以下我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审视假设—验证研究的问题和价值,对问卷和访谈做一简单的讨论,最后探讨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研究者的身份问题。
    人类学家的研究通常有四种不同的进路,分别为理论取向、课题取向、方法取向以及假设—验证取向。理论取向是指怎样对文化现象进行解释的一般态度。也就是说,研究者展开其研究主要根据的是进化论、功能论、结构论,还是实践论,或者后结构、后现代等其他诸多理论。课题取向是指研究者关注的是哪些领域或课题,例如经济、政治、宗教或者象征符号。方法取向是指研究者主要采用什么研究方法,主要分为民族志、民族史、跨文化比较研究。(注:按照恩伯夫妇的观点(恩伯,1988),根据研究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可以进一步细分如下表:
    单一社会地区
    世界范围抽样
    非历史的
    民族志
    控制比较
    跨文化研究
    历史的
    民族史
    控制比较
    跨文化历史研究
    应该说,前三种研究进路是人类学传统上的主流,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否认他们倾向于任何特定的理论、课题兴趣或研究方法,而认为自己具有假设—验证取向。
    对于这一类的人类学家来说,任何类型的理论都可以考虑,各式各样的研究方法也都可以采用。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可能的解释进行验证,因为他们相信任何解释都应当经受得住在一套系统收集的资料面前可能被证伪的考验。对他们来说,尽管一种解释看上去很有道理,或者很有说服力,但是都不能使其成为可以接受的充分理由,而仍然必须经过验证和具有足够的支持条件。而且,即使这种解释得到了验证结果的支持,也还存在着怀疑的余地。这就带来了一个严肃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即如果按照这种研究取向,所有的知识都是不确定的,而且这些知识的确定性会随着新的检验的进行而增强,或减弱。而这就意味着一个更为严重的哲学问题,即我们可能永远得不到绝对真理,从而陷入绝对的相对主义之中,导致真理问题上的不可知论。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学中这种研究取向的兴起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几乎与反对宏大叙事、质疑传统理论和方法的后现代思潮同步。换句话说,正是由于整个学界中对试图解释一切的宏大理论的反动和解构,使得这种看起来倾向于碎片式(fragment)的研究得以兴起。
    需要指出的是,假设—验证取向的经验性研究并不“只是要印证一些事先就可以想见的推断”(注:事实上,真正从事经验性研究的学者的第一个训练课程就应当是:“我不知道研究结果会是什么。”如果一个研究者在事先就已经知道了研究结果,那么人文学者的担心就是合理的:这样的经验性研究“恐怕就仅仅是在形式上完成了一个规范的研究过程,而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同时,恐怕这样的研究者需要回头去接受一点基本的学科训练了。),而是就某个理论不断证伪的过程。因为,理论(Theory)永远也不可能绝对肯定地得到证实。有些结论、有些可引申出来的假说会得不到今后研究的证实,这种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是,理论却可以被证明是错的。我们可以利用系统收集的资料来对理论进行检验,从而驳倒这些理论。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所收集到的资料显示这个理论在这个个案中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继续对这个理论持怀疑性的接受态度,但是这个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又得到了一个个案的证实。这也正是经验性研究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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