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的冲击
虽然后现代主义的流行，必须依赖一定的社会条件，但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其形成则 往往先行于时代，发生于这些条件形成以前。如果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现代社会的一 种批判和反省，那么这种批判、反省远在20世纪到来以前就已经出现。马克思主义便是 一个重要的例子，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一直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预测了资本主 义发展中将会产生的困境及其衰亡。虽然这一预测得到了不少人的修正，而且就整个思 维方式来看，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现代主义的，因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不但强调历史的一 线发展，而且也认为西方是现代历史的主导力量。但可贵的是，马克思同时又指出，西 方的这一历史的领导作用，有其时间的限制，将会在以后为另一种力量所取代。这一看 法，对以后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有很多启发。实际上，不少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都是马 克思主义者。如美国的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和哈维（David Harvey），前者著有《 后现代主义：后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r Capitalism），后者写有《后现代性的条件：文化变迁根源的一种探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Cultural Change）。 他们都从社会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的变化，来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的前景和出路。
用法国思想家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话来说，詹明信、哈维以及布希亚等 人指出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现代情境”。由于这一情境的形成，现代主义的思 维模式便显得落伍了。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两 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第二是历史认识论的变化。就第一个方面来说， 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因此便以中心、精英为主要对 象。这一取向表现在各个方面，譬如，以世界历史的演化而言，现代史家就常常以西方 社会为中心，因为自16世纪以来，西方的确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而为了探讨西方崛起的原因，史家还必须追溯到过去，因此在研究现代以前的历史时， 也无法不把西方看作中心。西方在现代历史中的主导作用，主要表现为其民族国家的形 成领先于其它地区，这也是兰克史学的一个结论，因此历史研究便以民族史为主。而就 民族国家的历史研究而言，又以认定一个中心为主。于是该民族中的多数族裔的演变便 成为史家写作民族史的主要脉络，而该民族的少数族裔的历史与文化则常常被忽略不计 ，甚至被视为对立的“它者”来对待。同样，因为在人类社会形成的大部分时间里，男 性常常扮演了主导的角色，因此历史研究便自然以男性为主，而将女性视为陪衬点缀或 者无关紧要的“它者”。而就男性活动来说，又主要以一些精英人士为重要，因此几乎 所有的历史研究，无论是政治史、外交史还是思想史，都以精英人士的活动为对象，而 视一般的民众为简单的听众或者盲目的跟从者，因而忽略、漠视后者的历史作用。
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则与上述的作法正好相反。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比 如法国著名的历史思想家福科（Michel Foucault），其研究就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 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对福科来说，由于现代史学的定式化， “历史”、特别是“大写的历史”（History），已经自然包含了一线进化、因果相连的 意思，但真正的历史活动并非如此，因此必须避免使用。他建议用“考古学”（Archaeology）和“系谱学”（Genealogy）来代替，因为前者能显示出历史研究的偶然性 ，因为在考古发掘中，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现什么东西，并无法掌握，所以史家根本 就不必将本来偶然的东西，硬把它们串联起来，并还做牵强附会的解释和叙述。而“系 谱学”的用处在于，它与历史学从过去到现在的研究脉络相反，是从现在回溯到过去， 为的是寻找祖宗的发源。而且，系谱的形成，与“大写的历史”不同，不能“中心化” 和“精英化”，因为你有什么祖宗，完全不由你掌握。再就福科研究的兴趣而言，他所 注意的课题都是一般专业史家所忽略的。譬如他的《疯狂与文明》一书，不但以疯狂为 研究对象，而且还指出犯精神病的人，并不比其他人更少理性。事实上，福科认为，那 些自认为清醒的人，将精神病人关入医院、隔离人世，本身就不是一种理性、人道的行 为。这里，福科非但以作为“它者”的精神病人为研究的对象，而且还挑战了“它者” 和自身、边缘与中心的界限。在福科看来，这一界限本来就是人为的。更重要的是，划 出这条界限，并不代表社会的进步、医学的发达和理性的普及，相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 来看，则表现为一种退步、甚至野蛮的行为。为了证明这一退步，亦即知识的进展并没 有促进人类活动的进步这一现象，福科又出版了《性史》，指出对性这一人类基本活动 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其结果只是将一种所谓理性的、现代的性生活方式，强加于人，因 此反而妨碍了人类活动的自由。总之，在福科看来，现代社会所信奉的“知识就是力量 ”这句话，应该译成“知识就是权力”（事实上在英文中，“力量”和“权力”用的是 同一个词-power）。换言之，知识是一个优势团体压制其它弱势团体的一种方式。如果 从现代历史的发展而言，现代西方所形成的话语系统，也成了西方在思想界、文化界主 导、影响、甚至统治非西方地区的手段。
虽然福科常常不被认为是专业的史家，但福科的历史研究，在历史学界有广泛和深远 的影响。从当代著名史家的一些作品来看，福科所提倡的对“它者”和弱势团体的研究 ，已经得到普遍的重视。事实上，在福科发表他的作品的60年代，西方史学界已经有了 明显的变化，其标志为社会史的兴起，而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是社会的精英， 而是一般的民众。即使是研究个人，也不再是著名的个人，而常常是一些“小人物”的 生活。如美国的达顿（Robert Darnton），以写作《猫的大屠杀》（The Great Cat Massacre）出名，其主题是有关一批学徒将他们主人家养的猫杀死的事件。另一位北美 的史家戴维斯（Natalie Davis），则写了《马丁·基尔回乡记》（The Return of MartinGuerre），讲述的是一位退伍的兵士，假冒身份，到一村庄行骗的故事。他们用这些可 以说是名不见经传的事件，来探讨历史上的阶级关系、两性关系以及个人和社会的心理 活动，而意大利的史家金兹葆（Carlo Ginzburg），在《奶酷和蛀虫》（The Cheese andthe Worms）一书中，则细致地重构了一个磨坊主的文化生活，一方面展现当时宗教裁判 所的活动，另一方面披露现代科学知识在下层社会的普及过程[7]。
如果下层的小人物代表了一个弱势团体，那么妇女则更是历史研究中长期被忽略的一 个弱势团体，虽然妇女其实占了整个人口的一半。二战之后开始的妇女史研究，既与历 史研究者队伍中妇女人数的增加有关，更与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潮流相连。在妇女史研究 的初期，其研究者主要还是采用“精英式”的研究态度，以发掘、研究妇女中的精英人 物为目的，力图显示妇女并不弱于男子。但很快妇女史的研究便开始发展出特殊的研究 角度，并由此而挑战以前视为理所当然的历史观念。譬如美国的凯莉（Joan Kelly），就 从妇女地位的角度，质疑文艺复兴在西方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她指出就妇女地位来看， 文艺复兴时期反而比中世纪晚期退步，因为在中世纪时期，妇女还有一定的经济权，但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权益则渐渐被男子所侵袭了。司各特的结论很显然，从男性历 史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也许是划时代的，但从妇女史的角度来看，文艺复兴并没有什 么划时代意义可言[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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