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柯尔纳（Hans Kellner）则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批判现代史 学的客观性。他像怀特一样，也认为历史写作离不开叙述，而一旦采用叙述的形式，便 无法做到客观，因为叙述体自然有起始、转承与结束，这些方面，都由历史学家决定。 而历史本身，要比历史著作所能包括的长得多。另外，为了叙述得有道理，历史学家通 常会使用“由于”、“因此”和“所以”等表达因果关系的用语。因此，也许他在主观 上并不想表现自己的看法，仅仅是想“如实直书”，但实际上，一旦用了这些转折词语 ，历史学家其实就已经将自己的看法，融会到他的历史著作中了。因此所谓历史学的客 观性，在柯尔纳看来，无异于一种神话[12]。
以上的简单讨论，只是就“话语的转折”和“语言学的转折”这两者对现代史学的冲 击，举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就历史研究的实际情形来看，一般的史学家对于这些讨论 ，虽然大致有所了解，但又并不热心参与，因此似乎后现代主义的观念，与实际的历史 研究，其直接关系并不明显。但如果细心观察的话，目前的历史研究，已经与兰克那个 年代差别非常明显。兰克强调历史研究从原始材料出发，因此在“研讨班”上，与学生 、助手们一起围着一堆史料加以探究、考订。而目前的状况则常常是，原始材料已经被 前辈耙梳、整理和使用过了，新的史家为了突出新意，必须对前辈的著作先有所了解， 然后才能在自己的研究中，通过补充史料来修正原来的解释或者提出自己的看法。由此 看来，历史研究已经不是从原始史料出发，而是从大量阅读现成的著作来熟悉课题，发 现一些可能的问题以后，才开始对原始的史料进行再发掘、再发现的工作。后现代主义 理论家安科史密特（Frank Ankersmit）由此认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之所以有用，是因 为历史研究已经造成一种“生产过剩”的现象，因此了解现成的话语并进行话语之间的 交流、转换，已经取代了现代史学强调史料优先的习惯作法了[12]。由此，历史研究也 就在实质上成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重建了。
三、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中国史学-代结尾
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对于中国当代的历史研究，有无任何关联或者益处，这是本文希望 提出的问题。下面只就其荦荦大者，略加论述，目的是激发读者的兴趣，以便共同来参 与讨论。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现代主义的史学，在中国虽然起步较日本等国要慢，但一 旦开始，则几乎有一种不可阻挡之势，自20世纪初年起，迅猛地开展起来了。如果说在 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宣传历史进化论，还必须通过对儒家学说的改造，改造传统的“ 三世说”来为之接轨，那么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则直截了当地 强调“史界革命”不起，那么中国就没有希望。于是，西方的“大写历史”，便成为中 国史学发展的楷模；历史研究的目的不再是道德训诲，而是为了阐明民族的进化、民智 的开发和国家的进步。在五四的时期，由于胡适等人的倡导，现代史学的认识论，也与 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接上了轨，于是考订史实的真伪、鉴定史料的价值，便也成为历史研 究的宗旨。虽然胡适、梁启超和以后提倡“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傅斯年，都是民族主义 者，但他们都认为如果能摒弃道德史观，历史研究就能获得一种科学性，而科学的建设 ，则正是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须的。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开展，也大致朝 着同一个大方向发展，尽管其手段和兴趣都有不同。换言之，虽然中国是一个非西方的 国家，但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则几乎完全跟随现代西方史学的观念与实践。因而对于 西方史学中的弊病，如西方中心论，缺乏深入的批判。对自西方引进的民族主义史学， 从梁启超时候开始，便一直保持相当高的热情，视为现代史学的圭臬。因此对于历史进 化的理论，也几乎照单全收、遵照不误。最近几年，学界又曾对西方60、70年代所开展 的“现代化”理论，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其实，这一“现代化”理论，带有强烈的西方 中心论的色彩，是世界历史以西方为先导而进化发展的理念的延伸而已。
在历史认识论的方面，由于现代西方史学的影响，中国现代史家将考据学的传统，视 为史学的正宗，认为这一传统与西方的科学史学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实际上，无 论是中国的考据学家，还是兰克学派的传人，都从来没有将历史研究简单视为纯粹的、 无功利的科学探究。清代的考据学研究，本来就是从明末清初顾炎武等思想家强调经世 的传统中演化出来的。因此考据家对经典的精心考证，并不都是为考证而考证的。那时 著名的考据大师戴震，就撰写了讨论儒家义理的著作（注：有关清代学术中考据与义理 的复杂关系，可见余英时之《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店，1976年版）和赵园之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同样，兰克本人及 其弟子，也都没有真正实践“为史学而史学”的宗旨。兰克的弟子们形成的“普鲁士学派”，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为普鲁士的独立建国，摇旗呐喊，不遗余力。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过分推崇科学史学，贬低传统的道德史学，就容易忽视考据 学之外的传统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因而也就无法全面总结中国传统史学的丰富遗产。譬 如中国的儒家史学，向来主张“直书”，反对“曲笔”。但另一方面，儒家史学又强调 历史写作，必须经世，并鉴往知来。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历史认识论上的辩证统一的问题 ，其包含的内容，或许比将主观与客观严格区分的现代主义、亦即实证主义的认识论， 更有探讨的价值（注：参见Q·Edward Wang,“Objectivity,Truth,and Hermeneutics:Re-reading the Chunqiu”，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ed.Ching-i Tu.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0.第155-172页。）。通过讨论后现代主义，我们也许能对中国的文化传 统，有一种不同的认识。甚至，后现代主义将历史研究，视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动， 这一观念的实践也能在清代史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找到一些相似的地方。赵翼 的著作，既是对前人史学著作的一种考证，更是他借题发挥、展开史学评论的场所。在 这些评论中，赵翼以前人的文本为基础，但又不拘束于其内，而是能自由出入其中，以 构成自己的文本，提出自己对历史与史学的看法（注：参见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经 典诠释》，《国立中央大学人文学报》（台北），第20卷第20、21期合刊（2000），第315- 340页。）。自然，赵翼的作法，也并非史无前例，而且也不是后继无人。在中国传统的 经学史研究中，就已经可以找到不少先例。而当代学问大师钱钟书的《管锥编》等著作 ，也显然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作了提炼和升华。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后现代主义对于我们总结传统的遗产、开发传统的资源， 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后现代主义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产物，其产生 与特征都有其特殊的场景与条件。我们不必认为如果中国的现代化往前走得更远一点， 这些场景和条件就也会在中国出现。其实，这不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想法。因为即使在现 代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和特征，也多种多样，并非划一不变，而是有一种“多元现代性 ”（multiple-modernity）的现象。将来中国经过现代化的努力，也跻身世界先进国家的 行列，但事实上也不会重复现代西方所走过的道路。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源自现代西方 ，因此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和模仿，以求赶上先进的西方文化的想法，显然仍然无法摆脱 现代主义的思想束缚。同样，认为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化成功以后的产物，而中国尚 未完全实现现代化，因此不必研究和讨论后现代主义，其实也陷入了同样的观念藩篱。 如果我们能真正从这些观念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也许就能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演变轨迹、 观念模式及其发展前景，有一种深入的体认与合理的预测。同时，我们也会对后现代主 义的实质及其对现代史学的冲击，有一种更为真切的了解。这是本文的目的，也是笔者 的期望。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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