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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历代思想精英的表述不必皆是经典性的“思想表述”，而社会视角也未必要求什么特定的“社会”史料--上面引述的内容率皆出自精英之口，同样告诉我们不少有关“社会”的消息。正如夏悌埃（Roger Chartier）所说，“对社会世界的表述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什么外在于“社会”的因素（注：他的原话是"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ocial world themselves are the constituents of social reality."出自其1982年的论文"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The French Trajectories，"转引自Hunt，"Introduction：History，Culture，and Text，"in idem，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p.7。几年后夏悌埃在界定其所用“文化”一词的定义时进一步申述了这一见解，参见Roger Chartier，"Introduction"，in his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trans.by Lydia G.Cochran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11.）。丹屯（Robert Darnton）也指出，印刷出的文献常被史家视为所发生史事的“记录”，实则它们本身就是“正在发生的史事之组成部分”[36]。既然思想和学术（作品）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则精英表述虽未必皆经典，亦未必非“社会”（注：探讨“社会”和“社会史”的涵义是近年大陆学界一个“热点”，历年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的综述中皆常见为“社会史”正名的论文（参见前引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3-218页）。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只有运用某种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才可以算得上“社会史”，否则便只能算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普通史学；即使是后者，也渐已形成某种众皆认可的认知，即应该以社群（通常隐约带有大众化的或反精英的意味）和特定范围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不少读者受此影响，对“社会史”已具有某种预设性的期待，未见其所预期的内容便感觉未曾看到“社会”。而西方的走向似更复杂，其“新史学”的自下而上取向与所谓“语言学转向”大致同时而暗相牴牾，盖“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正在于“文本”之上，很容易偏重于上层精英文本，有意无意间可能导致对平民大众的忽视（参见William H.Sewell，Jr.，"Whatever Happened to the'Social'in Social History，"in Joan W.Scott and Debra Keates，eds，Schools of Thought：Twenty-Five Years of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209-226）。这一牴牾很可能是侧重精英文本的思想史在西方衰落的一个原因，故当辅之以从社会视角观察思想的“外层解读”取向，而前引恽敬提出的通过察凡庶以知圣贤的路径更提示出一种“上下通”且互不排斥的思路。）。
    说到底，今日能见的史料都不过是往昔思想脉络的片段遗存，在此意义上厚重的文本和只言片语基本同质。据说老子曾对孔子说：“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这是《庄子·天运》中所言，义甚悠远：一方面，既然先王之陈迹未必是其“所以迹”，则后现代文论所谓文本的独立生命似亦可由此索解；鲁迅之不排斥“说梦”的取向，而希望读者知其所读为“说梦”，或即从此考虑。更重要的是，要理解领会六经之文本，便当往“所以迹”的方向努力探索“履之所出”的一面，多少还是接近“论世”的意思。
    在司马迁的记载里，老子这样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37]此语或本《庄子》，而意有所移（按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虽亲近今人所谓道家一脉，他自己却比其父更“尊孔”而近儒）。从史学角度言，司马迁的态度更积极。其意或谓言在，固未必非人在不可也（这里的“言”不必一定落实在文字之上，任何人造物体皆能反映也实际反映了制造者的思想，亦皆其言也）。治史者在深究前人所遗之“言”时，倘能尽量再现立言者之“人与骨”及其周围环境，则其理解必更进一层。
    章学诚没有那么乐观，他也认为“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但很多时候“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古人“有其忧与其志”，要使其不至于“湮没不章”，就要能“忧其忧、志其志”[23]（知难，126-127页）。故他把孟子的论世知人说提高到“文德”的程度，强调“临文必敬”和“论古必恕”两种基本态度。章氏特别解释后者说，“恕非宽容之谓”，是指“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即“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注：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60页。英国史家柯林武德也特别提倡与昔人“心通意会”的治史取向，参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242-250页。关于柯林武德与中国历史思想特别是章学诚思想的相通之处，参见余英时：《章实斋和柯灵乌的历史思想》，收入其《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167-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