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时间性确应予以特别的重视，惟“历时性”和“共时性”在语言学里常常是对立的，在史学中却可以是也应该是相互配合的。晚清官方的新史学对此已有认识，1904年颁发的《奏定学堂章程》就注意到“通鉴学”和“正史学”的分别，认为两者“纵横各异。正史学精熟一朝之事，而于古今不能贯串；通鉴学贯通古今之大势，而于一朝之事实典章不能精详”。但“若不立正史学一门，则正史无人考究，于讲通史者亦有妨碍，故正史学与通鉴学亦有相资补助之处”（注：该章程并要求，不论是治正史学的还是治通鉴学的，除相互参考外，“并须参考外国史”。可知当年章程制定者的学术眼光不仅通达，且已相当“现代”，确可称为“新史学”。参见《奏定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1904年颁行），收入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4页。）。
蒙先生即认为治史“必须搞通史”，盖“必须通观，才能看得清历史脉络”；但他也指出，同时又必须对某一段断代史下“深入功夫。只有先将一段深入了，再通观才能有所比较”[5]（6页）。另一方面，侧重于研究“一段”历史的严耕望也强调专精与博通并重，以为治断代史者应“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因为“断代研究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10]。
论世知人取向最重视立说者所处的时势和环境，实兼顾了“共时性”和“历时性”。若借用佛家的术语，这里的“缘”是与“因”是相关联而伴生的。如陶孟和所说：“一个人生在世上，必定与他生存的环境有相互的影响，有无限的关系。所以要明白一个历史上的人物，考察他的言行，是万不可以把他所处的时势并他所处的环境抛开的。然而这个时势环境，也并不是天造地设，乃是人类过去的生活积久的经果。一时代的时势环境制度等等，都要追溯既往才可以了解。”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了解了那时代的状况，才可以真明白那历史上的人物，才可以评较那些人物的言行”[11]。
且“论世知人”本是双向的，不仅“论世”可以知人，“知人”也有助于“论世”，两者本相辅相成。蒙先生特别提出，“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孤立地提出几个人来讲，就看不出学术的来源，就显得突然”。要通过“突出某些人物”来“论述当时的变化和风气”。如讲晚清今文学，就“应从张惠言、孔广森、庄存与、刘逄禄、宋翔凤以至陈乔枞父子讲起，否则，龚（自珍）、魏（源）的出现将为无源之水”[5]（32-33页）。
更重要的是，时代风气的变化并非架空立说，仍要落实在“突出某些人物”之上。蒙先生论明代中叶正德、嘉靖以来学术界的变化说，那时已“产生了一个反对宋人传统的新风气，提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不读唐以后书的口号”。这一风气“从文学首先发动，漫衍到经学、理学等各个学术领域。王阳明正是在这一风气下起而反对朱学的，李贽也是从这一风气接下来”。这样，“纵把李贽写得突出些，也不会显得突然”[5]（32页）。
中国史学传统的一个特点即是重人，正史被称为纪传体，学史则有学案体（注：《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更多是理学书而非历史书，所论是理学的“学术”及学脉本身，而未必是今人所认知的“学术史”。此点前贤早已述及，然今人多不注意，参见蒙文通：《治学杂语》，5页。）；在人物基础上重建“学脉渊源”和时代风尚正体现了这一特点，与某些专论结构、功能却对“人”本身视而不见的社会科学取向颇不相同。而明代士人“反对宋人传统”的风气从文学漫衍到经学、理学等领域的走向再次凸显了蒙先生关于“事不孤起，必有其邻”的论断。既然“文化的变化，不是孤立的，常常不局限于某一领域”，且“常常还同经济基础的变化相联系”，则对任何特定文化现象就“必须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来考察”[5]（33页），并及“其它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注：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是蒙先生的《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收入《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5卷），巴蜀书社，1999年，253-380页。）。
蒙先生认为，“任何史料都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它必然受到该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制约”；故“要给予某项史料以恰当的地位”，首先是“考察产生它的‘时代’和‘地域’”，以“分析该史料产生的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结合该时代该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作进一步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只有“在排除了该时代该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对该史料的歪曲、影响之后，才能使该史料正确地反映历史真象”[12]。故具体史料受其时空社会环境的“制约”是多重的，不“结合”其所出之时代、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进行分析，固不足以认识之；若不“排除”同类因素“对该史料的歪曲、影响”，同样不能“使该史料正确地反映历史真象”。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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