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若不论世知人，很容易“接以迹而不能接其心”，态度稍不恕，无意中可能曲解前人之心。王充据孟子所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提出，孔子作《春秋》，不过“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但当时《公羊》、《谷梁》二传的“俗儒”，则傅会出不少新奇的解释，使“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其实都“非孔子之心”[38]。在王充看来，这些汉代“俗儒”本意或尊经，实可能“非圣”；皆因其将文本虚悬而深究，致出现后人所说的“过解”（over-interpretation）。不幸类似倾向今仍存在：
南宋绍兴年间，朝廷拟推行经界法以均平赋役，遭到各地反对，据说以四川最甚。前往四川调查的王之望后上奏说：在东南一带，确传闻“蜀中经界大为民害”，但川内则“百姓多遮道投牒，乞行经界，与峡外所闻不同”。盖“蜀人之至东南者皆士大夫，不然，则公吏与富民尔。其贫乏之徒，固不能远适；虽至峡外，亦无缘与士大夫接。故不愿者之说独闻，其愿行者，东南不得而知也”[39]。何忠礼先生据此说：“这份奏疏深刻地揭露了一个事实，即历史记载可能充满着假象。”[40]
应该说，当时在川与旅外的不同身份的川人各自表述的对立见解，皆其自身对经界法的切实感受，正是真相而非“假象”，不过均非全面，不能代表“全体川人”而已（注：王东杰的《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从另一侧面揭示了几百年后另一时段旅外川人与在籍川人对时事见解的异同，可以参看。）。所谓“深刻揭露”、“充满假象”等，更多是后之治史者自身的过度诠释，乃使“径直之文”生出“曲折之义”！稍具诡论意味的是，这样一种“过解”却是出于辨析史料的谨慎意图，隐约可见疑古辨伪风气的影响，致使动机和目的之间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史家操术，得勿慎乎！
主张“历史为过去人类活动之再现”的梁启超曾说，“活动而过去，则动物久已消灭，曷为能使之再现？非极巧妙之技术不为功也”[41]。这里所谓“历史”，实指史学。他显然是遵循司马迁的积极取向，认为只要有“巧妙之技术”，就可以再现“过去人类之活动”。我们今日可能没有梁先生那么乐观，但其所说的“再现”确体现了不同时代对史家的不同要求。
在一个学术社会化的时代，“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老话有了新的社会含义：今日治史者不仅要自己能“知”，还不能不“再现”给人看。故不仅在研究时要从研究对象的前后左右去论世以知人和事，期能将其前后左右的史事关联熟烂于胸；在表述时恐怕也要有意识地将被表述者始终置于其前后左右的语境之中，使“陈迹”透出其“所以迹”，庶几接近“再现”之境界。
蒙文通先生治学气象博大，在众多方面提倡和实践了不少治史取向，从社会视角考察思想学术的取向不过是其中之一。我在1994年返母校四川大学任教，承蒙默老师赐赠《蒙文通学记》和《蒙文通文集》第1卷（即《古学甄微》）各一册，即常置案边，启迪良多。蒙先生《文集》后几册出版，也曾购而学之，每读皆深感“开卷有益”。然我的浅陋理解是否符合蒙先生原意，实未可知。适逢母校纪念蒙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谨以此读书札记就教于方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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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啸江。建立史学为独立的（非综合的之意）法则的（非叙述的之意）科学新议[A].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C].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54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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