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提出“史法”和“史事”，这是陈垣对自己过去的史学研究作了带总结性的叙述。“史法”，就是读史、研究历史的方法；“史事”，就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论。在写作过程中，全书的格式，完成进度，都对陈乐素言之极详。据陈乐素说：书名“表微”是经过反复推敲的；最初作“通鉴胡注述义”，“述义”后改为“奥论”、“探微”，最后才定名为“表微”。[7]（P223）他对陈乐素说：“因‘表微’云者，即身之（胡三省）有感于当时事实，援古证今也。”[3]（P679）该书达到了通史以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最高境界。所以陈垣的学生牟润孙说：
援庵师在《胡注表微》中真的达到“古为今用”、“通史以经世致用”中国传统史学的目的，完成史学家应尽的责任，上绍司马迁司马光以迄顾炎武之学。钱大昕深知这番道理，局限于时代不敢为，章学诚虽然能知史学之大义在于用此，亦不能为。援庵师写出了《胡注表微》，表现出中国史学的功用，为中国史学家在世界上争回一口气！[8]（P72-73）
从上所述，陈垣通史以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及表现，陈乐素都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从陈乐素踏进史学门槛开始，就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与陶冶，并运用于自己的研究实践中。他1983年春在教育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上，以《学习历史，整理古文献》为题发表讲演，简略地论述他的史学研究都是经世致用的。20世纪30年代初，陈乐素在上海《日本研究》杂志社任主编，有感于日本侵略危机的严重，对中日历史关系进行研究，写了《魏志倭人传研究》、《后汉刘宋间之倭史》等论文，旨在以历史上我国对日本的友好文化传播，对比当时现实，唤起同胞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野心的同仇敌忾。“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对日本侵占东北和当时政府所持不抵抗主义十分愤慨，发表了《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一文，意指像宋徽宗这样的昏君，也还有过谋复燕云之行动，难道现时代的执政者连古代昏君也不如？从此便把宋代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研究它的外患频仍进而研究它的经济、政治、文化。[9]（P337）抗日战争时期，陈乐素居住香港，他受叶恭绰先生和《广东丛书》编印会的委托，主持明末清初广东志士屈大均所著《皇明四朝成仁录》的汇编、校订工作。这部著作主要记载了明末崇祯和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等四朝各阶层人民的抗清斗争和死难事迹。这部书对唤起人民爱国热情，发扬民族气节，有促进作用。校订编纂完成，抗战胜利后，作为《广东丛书》第二集出版。[10]（P20）1979年陈乐素调到广州暨南大学任教，目睹广州对外开放改革，经济发展迅速，他开始研究两广地区古代与中原文化的联系，写出了《珠玑巷史事》、《流放岭南的元祐党人》、《桂林石刻<元祐党籍>》等论文，这些文章既是宋史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岭南地方史研究的一部分，为岭南地区历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0]（P32-33）陈乐素是陈垣通史以经世致用思想的承传者，也是忠实地实行这一思想的实践者。
二、治学方法的传授
从陈垣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对陈乐素治学方法的具体指导。首先，他以自己的体会说：“二十余年来余立意每年至少为文一篇（专题），若能著比较有分量之书，则一书作两年或三年成，二十年未尝间断也”，要求儿子，“每年必要有一、二稍有分量之文发表，积之数年，必有可观”。[3]（P642）对于写文章如何选题，如何搜集材料，如何与朋友讨论，也都有原则性的教导。[3]（P650）陈垣在自己的历史研究实践中，有许多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都通过家书，教育陈乐素。而陈乐素亦步亦趋，终成事业。这些具体方法，举其大者，有下列数端。
（一）以目录学为治学门径的方法。陈垣治学以目录学为门径，特别是从《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两部书入手，摸索到一套行之有效的寻书、买书、读书、藏书的路子，形成具有陈垣自己独特风格的学术道路和方法，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陈垣在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应届毕业生谈自己读书经验时，勉励学生治学“从目录学入手”，精读《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目录书。[11]（P640-645）陈垣在家书中亦经常教导陈乐素治学要从目录学入手，而且要花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目录学。陈乐素用了相当多时间去研究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避讳学、考据学、年代学等治史所必须的知识。陈乐素所发表的论著，有相当部分是关于目录学的，如《宋初三馆考》、《记万历刊本毛诗六帖》、《<直斋书录解题>作者陈振孙》、《宋史艺文志序文证误》、《四库提要与宋史艺文志之关系》、《袁本与衢本郡斋读书志》、《略论直斋书录解题》等。他在大学开设的课程，有《中国目录学史》，并写成专著初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对《宋史·艺文志》的研究。2002年3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乐素著《宋史艺文志考证》，是他大半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他对宋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术成果之一。
（二）搜集材料要“竭泽而渔”。研究问题搜集材料要竭泽而渔，也就是说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这是陈垣治学的一贯主张。他的著作，在搜集材料方面，都是“竭泽而渔”的。例如《元也里可温教考》，先将《元史》通读一遍，书中凡是提到“也里可温”的地方，全部抄录出来，再参阅其他有关书籍，不断搜集相关材料。从初稿到最后定本，前后历时18年。他研究明末清初画家、天主教司铎吴历（号渔山），编写《吴渔山年谱》，参考文献达80多种，尽将有关材料囊括无遗。他早年写的最满意的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依据典籍220种，原稿有三四大捆，写成论文时才只有7万多字。他校补《元典章》，曾用五种本子互勘，[12]校出沈刻本《元典章》一万多条错误，而只选取一千多条撰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他研究问题，往往将一半时间花在材料搜集上，对材料真正做到“竭泽而渔”。
陈垣把这一方法传授给陈乐素，而且把怎样才能做到搜集材料“竭泽而渔”的章法告诉儿子。1939年3月26日信说：“欲撰陈同甫年谱，应将四库全书全部南宋人文集与同甫年代不相上下者尽览一遍，方可无遗漏。”“且凡撰年谱，应同时撰一二人或二三人，因搜集材料时，找一人材料如此，找三数人材料亦如此，故可同时并撰数部也。若专撰一人，则事多而功少矣。”[3]（P645）陈乐素接受这种方法的教育，并贯彻到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他的《宋史艺文志考证》一书。该书第一篇《宋史艺文志考异》就对《宋志》著录的9000种只有书名、卷数、作者而无其他记载的古籍进行考订。凡是《宋志》记载与它书有异，或本志上下有异的，一一举出。然后加以分析、考证，哪些是宋志的错误，哪些是他书的错误。不能判断是非的，也加以说明。陈乐素对《宋志》的研究，凡50年，倾其半生心血，对材料可谓“竭泽而渔”。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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