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近代史》的编著
《中国近代史》由光明书局初版于1933年9月，署名李鼎声，全书分十八章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迄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察哈尔的近百年历史。它是平心最早发表的史著，也是我国现代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编写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
书中开卷即称：“本书重视史事发生之社会、国际背景与经济基础，每一重大事变之因果与过程必多方阐明，务使读者由此获得明确之历史概念。”[4]（编辑凡例）并强调：“我们研究中国史的主要任务，乃是要考察中国社会在全人类历史之一般的进展过程中特有的发展路线，同时要解释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变--如民族的分合斗争，社会形态的转变交替，各阶级的分化战斗，各种文化制度与意识形态的递嬗变化等等--发生的原因与其成果，说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影响。”对于近代史研究来说，则应“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使之成为“一种有用的知识工具”。[4]（P2-3）
本此目标，平心从方法论上为近代史研究规定了四条原则：（1）须将历史看作对立物相互转变的过程，亦即矛盾不断发生与解决的过程，注意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以及社会阶级斗争和民族革命的角度去理解各种重大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事件。（2）须以变化的观点去追踪观察历史现象。近代社会发生的变化，开始往往不易被人察觉，但后来却发展成为一种重大的历史变动。“倘使我们能追究此等变化的全过程，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有莫大的帮助的”。（3）应注意从各类事件或因素横向联系上，如中外关系、民族资本与国际资本的关系等方面去把握事变的趋势，以透过现象看本质。（4）坚持从具体情况出发研究问题，考察每一种历史事件或事变的特质与其特殊原因，分析它与其他历史事件在内容、意义和发生条件上的不同点，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4]（P9-12）
这些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使平心的《中国近代史》形成了与当时其他类型的近代史著完全不同的崭新风格。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历史的认识，特重把握社会形态演变的宏观趋势。书中直截了当地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划定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强调：“我们之所以不以明末清初为近代史的开头，而将近代史发端于鸦片战争，理由是很简单的：明末清初不过为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历史的大转变期；而鸦片战争却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潮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应当指出，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并不始于平心，在他之前，日本学者稻叶岩吉的《近代支那史》及前述李泰棻、孟世杰、魏野畴等撰写的相关著述中，都曾主张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分界线，不过其着眼点大多集中在此期西力东渐引起的时局变化考察入手来看待这一问题。他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日益走上殖民地化的途程，在国民经济上、阶级阵容上，以及文化思想上都表现了巨大的转变”。不过，这种转变，并未把中国直接引向一般的资本主义形态，而“只是展开了国际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榨取与掠夺，只是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奴隶状况，旧有的农业经济虽是为国际资本的铁爪次抓破了，而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没有支配着全国民经济。这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旧剥削制度并没有从此失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是局部地兴起来了，而它并没有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受着国际资本的桎梏与奴役的。所以中国的近代史完全不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史相提并论，后者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发达史，而前者却是一部中国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及国民经济受着帝国主义破坏的历史”。[4]（P4-5）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首先就应揭示这一历史过程。这样的分析，显然要较前者深入得多。
其次，整个史实的叙述，紧扣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华和中国人民奋起反抗这一主线，努力揭示“国际资本的群魔怎样从中国吸吮着膏血来膨胀它们自身，怎样驱使它们的鹰犬来榨取中国广大的勤劳人口，以及中国的被压榨的奴隶大众怎样用自己的战斗力量来反抗此种残酷的吸血与绞榨。至于宫廷的变故、官僚的功罪、武人的勋业、英雄的言行，在别的历史书要用繁重的卷帙去描写叙述，而在我们这里却反而不重视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熟悉掌故，亦不是要替少数人作传的”。[4]（P5）按照这一思路，本书既未采取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朝考察的框架，也不像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那种按变政、共和等政治体制变动划分时段，而是始终把整个中国近代视为由传统农业社会沦陷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的连贯过程，从中列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重大历史事件，依其相互递嬗的演变态势展开论述。其叙事，尤注重帝国主义列强的历次侵华战争和其相互间矛盾勾结之状，以及农民起义、民众反帝运动、劳工政治斗争等“富于历史意义之事件”，并将各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因素融入其间分析，给人以主线明晰流畅而毫不枝蔓之感。
第三，强调史论结合，这也是本书最为见长之处。其《编辑凡例》称：“本书叙事与分析并重，簿记式的编年体与纪事体既易流于机械枯涩，而社评式的史论体与评议体亦易蹈于浮泛肤浅；本书力矫此弊，以便于教学与自修之用。对于每一史事，既叙述其原委，同时予以扼要之剖析。”书中对近现代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总是力求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展开，因而不仅在当时显得观点新颖，有的还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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