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的这番话，既是论史，也包含着对时局的深切忧虑。事实上，由于抗战以来国民党当局中的顽固派和亲日派不断发出“反共”叫嚣，加紧对内摩擦，试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发生，更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遭遇空前的危机。对此，平心怀着极为愤慨的心情，接连发表了《从明末党争说到今日国事》、《国内时局恶化的内幕》等文（这些文字，后来都收入当年出版的《论新中国》中），以辛辣的笔触和大量无可争辩的材料，揭露了国民党反共分子背信弃义、破坏大局、坚持独裁和反对民主的卑劣行径。指出：此次事变的发生，是国民党内亲日反共派蓄谋已久的，这些人本来就缺乏抗日到底的信心，又害怕共产党在抗战中力量日益壮大和威信的不断提高会危及其独裁统治，于是“不能不布置和施展毒辣卑鄙的反共阴谋，不能不用尽力气分裂国共合作。然而，倘只有亲日派的阴谋活动，事情还不十分严重。问题是在于亲英美派中的顽固分子也参加了反共的预谋与合唱。尽管他们在利害上和亲日派还有矛盾，但在反共一点上刚好被亲日派觑中了弱点，加以利用。他们钻进了亲日派安排好的恶毒圈套，客观上当然也就是中了日本以华制华的狡计”。[3]（P.187-188）而日本军国主义则正欲利用这一机会，“来捣毁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安定性，破坏中国的总反共准备，确保和经营其占领地”。（同上P.217）然而，他们的阴谋一旦败露，立即就会遭到“愚民”的反对。历史已经证明，“凡真正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党派和军队，其向前迈进，是‘防’不了，也‘止’不住的”。（同上P.160-161）现在，尽管“亲日派与反动派是要把中国拖回黑暗的明季，但中国人民与中共却是要使中国进入灿烂的明天”，形势何去何从，相信“历史不久就会给予爽利的回答”。（同上P.159）针对当时的局势，他还提出，对付顽固派和亲日派的反共阴谋，“必须站在民众的立场，坚决反对右倾和过左的不正确主张”，即既要保持民众和革命党派的独立立场和主动地位，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中的亲日派与反共派展开坚决斗争，又应注意团结一切抗日的阶层、党派与友军，才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同上P.223-225）
这些论述表明，平心对国家和民族未来命运的思索，当时就已达到了相当深刻程度。
关注时代思想的脉搏与走向，是平心现代史研究的又一显著特征。其《中国现代史初编》称：“本书注重批判研究，对于各家政治社会思想、各种民众运动与文化运动，以及各种宪法、约法、宪草的价值与影响，均尽可能依据时代条件予以客观的评估。”[1]（卷头例言）书中不但对现代以来各时期的文化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均列专节叙述，还对思想界的各类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作了相当评述。特别是在“五四时代的民主思潮”的一节中，对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新青年”派群像一一展开剖析，如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当时是以急进的小布尔乔亚代表的姿态出现”的，他曾向传统孔教思想发出过最勇猛的挑战，但其思想也表现出种种内在的矛盾冲突。胡适则是“彷徨于革命保守之间的自由市民的典型代言人”，其实验主义在政治上化为和平的改良主义，目的在“将和平统一、宪政法治的精神注射现成的政治机构里”。而首先注意到把“民主主义和公社主义结合起来”的当推李大钊，“他的思想之勇猛、坚定与深刻，在当时的文化运动史上已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风格”。至于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中虽非正面出马、冲锋陷阵的主将，却承担了“侧面策应、掩护大军的护法。他的思想冷静而不激越，建设性多于破坏性，但是却在不少地方显露了光辉的民主主义锋芒”。正是个人思想上的这些差异，直接导致了五四以后革新阵营内部的分化。（同上P.286-315）
又如，其对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的评价，也颇为中肯。在他看来，这场论战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显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其正确的理论答案为革命大众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但“不可否认，在历次论战中，马列学派也不是没有弱点的：缺乏充足的实际材料之具体分析，缺乏全面的历史唯物论（主要是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方法的理论）之生动把握，缺乏丰富的历史知识（尤其是中国历史）之深刻探讨，这些就令到左翼的论战还不十分深澈、灵活与周密”。（同上P.523-524）这些看法，都有其独到之处。
至于书中对宪法和宪法史的讨论，更具特色。为了推进国内的民主宪政运动，平心曾对法律学专门进行了一番钻研，先后写下了《中国革命与民主宪政》、《论民主宪政运动》、《由宪政运动回忆孙中山先生》、《宪政正反辨》、《民主宪政的基本问题》、《〈五五宪法草案〉评议》等文，认真考察了中外宪政运动的历史，比较了各国宪法的有关条例，对实施民主宪法的基本原则乃至保证人民权利的各项宪法条款，一一提出了详细意见和论证，并在《中国现代史初编》中作了具有法律专业水准的充分阐述。这些，对于帮助一般读者及时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而引导他们走向追求光明的进步道路，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诚然，因受当时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平心的近现代史研究也不免存在一些自身的弱点，如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具体史事方面，不少地方尚显得比较原则化而削弱了个性；同时，战乱年代资料搜集的困难，也使其论述往往囿于政治、军事、思想范围，而未能对一般社会经济生活情况作出更为具体深入的描述。但就其取得的成就而言，这些史学活动，已使他在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事业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足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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