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前期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相比，平心的现代史研究虽然在时间范围上并无大的逸出，内容重心却发生了明显转变。前者突出的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后者则略于一般熟知的政治史与内战史，强调“以人民自觉运动为中心，对于一般史书所忽视的人民政治生活史与民族觉醒史，叙述不厌求详”，[1]（卷头例言）凡各时期民主运动、政治改良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文化运动、民众运动、民主思想史与社会思想史，以及制宪史与宪法条款等，特别是有关太平天国、清末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大革命的讨论，不仅篇幅大增，认识的层次也较前大为深入。在他看来，“近十年中国历史学界渐渐腾涨了清算旧史观的科学新潮，一般新历史学者企图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中国近代史；但无可讳言的，一种公式主义的积习严重妨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些人离开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民众实践，机械地背诵新史观的公式，按照西洋社会史的模型来解说中国近代史；他们不能也不愿理解历史的一般规律在特殊状态中的具体展现，结果，为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生动历史场面，为中国近代民族生活所显示出来的无数历史特点，是给那种干枯无味的教条主义所荫蔽了。”[1]（自序）故其史风在保持前期注重理论分析的同时，对具体史实的评价也更趋于从实际出发。
如太平天国运动，《中国近代史》原将其定性为“划期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4]（P61）《中国现代史初编》则在对此作了详尽分析后，指出它实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前奏曲”，[1]（P146）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不可能成为正式的民主革命”，其政策“尽管表露了许多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色彩，然而这些政策执行并不彻底。甚至在许多地方仍旧抄袭了封建主义的老文章”，他们反封建的土地法令并未得到实行；颁布的行政、法律、社会政策虽含有民主的成份，却也保留了不少封建积习，特别是当其领导层滋长了骄傲和脱离群众的情绪时，“封建的潜势力就会在运动的组织中作怪，侵蚀民主的幼芽”，削弱革命力量。（同上P.155）对于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原来只有不到10页的描述，论证也很不充分。《中国现代史初编》则以60余页的篇幅作了详尽分析，认为五四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纪元，使中国革命的巨潮从此“不再在旧的狭小的河床中奔流，而已经扩大了水道，日益与世界各国新人群与被压迫民主革命运动汇合起来，并且作为整个世界革命运动（产业劳动集团的世界革命）的一个支流而奔腾入海。”它不但保留和扩张了急进市民与小市民的革命力量，还吸收并培养了劳工大众来强化和更新民主主义运动的阵容。（同上P.269-270）这些地方，都反映了作者敏锐的史识。
平心的现代史研究，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现实使命感。书中，他一再表示，自己“对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注重各个阶段的历史特点与历史教训的分析”，目的在于供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参考，（同上“卷头例言”）或者说是“为了战斗的需要”。[3]（初版自序）为此，他不但总是站在关怀祖国和民族历史命运的立场上去思考、研判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把眼光投向了发生在人们周围的当代历史事变，如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上海“一二八”以及1933年初日本侵占热河等事件的及时报道；4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中，又对当时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卢沟桥事变和抗战开始阶段的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华南战事，相持阶段各地区的正面战和敌后游击抗战，乃至皖南事变的真相与内幕作了论述，并十分注意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如在分析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特点时，他指出，这场革命之所以一度爆发出所向无敌的力量，乃因它是在一个新统一战线形成的基础上展开的，该统一战线订立了当时“最进步的民主革命纲领，动员了最广大的人口加入战斗。它是以生产大众的战斗力量为中心支柱，而革命的率领者是最进步的产业劳动大众与革命的市民及其代表联合组成的革命同盟”，尤其是工农大众的大规模加入，以及他们之间的密切结合和所发挥的突出作用，都是在中国革命史上破天荒的。也正因为工、农“这两种运动作了革命战线的中心内容，同时市民层与劳动界的二重领导在革命进程中尽了决定的推进机作用，当此二重领导趋于分裂之时，也就是大革命退潮之时”。[1]（P.429-430）作为一名亲身参加过国民大革命而又差点被淹没在革命失败血泊中的战士，平心对于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破坏国共合作、叛变革命的行为深感痛心疾首。如果说在《中国近代史》中，迫于当时的形势，他还只能用简略而貌似“中立”的隐晦语言叙述这段历史的话，那末，在上海“孤岛”抗战时期撰写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中，他却利用特殊的环境，对这一历史真相作了相当的披露。书中，他公开指责蒋、汪合流发动血腥政变，造成“工农组织被封闭，群众运动被禁压，许多左翼分子被逮捕枪杀，无党无派的无辜民众死于恐怖时期者盈千累万，‘宁可枉杀千人，不可放走一人’成了武汉政变后杀戮无辜的流行口号。整个大革命的轮轴逆转过来了，民众运动的齿轮几乎全部停滞了”。（同上P.470）并深入分析了革命失败的原因，指出“帝国主义的进攻革命，封建残余势力的侵蚀革命，民族市民层的背弃革命，小市民层的动摇变节，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军队的雇佣制度，以及革命率领的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大革命失败的重大原因”。要求“深刻地记取和学习大革命的教训，克服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利条件，发展大革命传统下来的各种有利因素，继续完成大革命所没有完成的新民主主义任务，争取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国之建立，这些乃是中国人民不可顷刻怠忽的革命勤务”。（同上P.447-47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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