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马克斯·韦伯已为国人所熟知，他的学术思想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著作被频频译成中文，评介和研究专文纷纷问世。本文谨就韦伯的历史方法论和史学研究方法作一评析。
一
韦伯的学术研究，内容涉及各个社会学科，在他去世几十年后的今天，几乎每一社会科学学科都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各自的内容，被西方某些学者推崇为社会科学界“全才的知识分子之一”。作者认为，韦伯的历史方法论，主要有理想类型、开放的因果关系、非前定的进化论和合理化观点等。
韦伯建立的“理想类型”，是作为他进行经验研究的手段，是作为理论公式建立起来的。他认为理想类型是由“单方面加强一个或几个观点，并将许多程度不等的、分散而零碎的、有时甚至是没有的个别现象组合而成，根据这些片面观点，将上述现象组合成完整的分析结构。就其纯概念来说，这一结构在现实中不可能随便在某处被先验地发现，它是乌托邦。”①他强调理想类型具有“某种空想的性质”②，把理想类型称为臆想的产物，即自己创造的纯思维的形成物，以此来强调它的超经验来源。视理想类型为认识历史和现实的工具，认为“不应该把建立抽象的理想类型看作目的，而应该把它看作手段。”③是“为了发现现实的因果关系，我们设计了非现实的因果关系。”④当韦伯把理想类型运用于认识历史时，他并不局限于恢复“曾经存在过的东西”，而是要对历史的个别现象进行因果分析⑤。例如，他在研究地中海古代社会时，运用了理想类型这一方法论。他以纯粹的经济标准为资本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只要我们发现财产是商业的对象，是被个人用来在市场经济中作为获取利润的企业，那就是资本主义。”认为奴隶农业劳动是古代经济中最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为奴隶与土地都来自市场交易。他把资本主义概念限定为这种理想类型，使之既抽象于古代和近代的社会现象，又没有局限于那两个时代，以此来展示古代社会的多样性特征，从而确立了古代（非理性、掠夺或高利贷的）与近代（理性、工业的）两种资本主义类型观。他的这种分析方法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特点，也对历史现象的解释更加灵活，更富于弹性。
韦伯在分析历史进程时，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复合原因，即主张因果多元论的所谓开放的因果关系。韦伯也十分关注对经济的研究，他承认社会经济在历史上起着不小的作用，但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他认为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和宗教等因素在社会中的作用是相互的，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他说：“我反对这种解释……技术或经济的某些因素是另一事物的‘最终’或‘真实’的原因。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因果链的话，那么，在一定时期，我们看到它们的运行是从技术、经济到政治，在另一时期，则是从政治、宗教到经济，如此等等从而没有一个终点。”⑥主张同样两种因素在不同的环境中就有不同的作用方式。
与此同时，韦伯又认为历史发展并非都是必然的，而是充满着偶然因素。这就是他的关于历史发展的非前定的进化论。比如韦伯认为奴隶制曾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形式，但不是所有人类文明都必须经历这一个阶段，事实上只是古希腊罗马的一种特殊现象。基于封臣采邑、限定领主和诸侯责权，充分发展了的封建制度只出现于欧洲和日本，并不是处处可见的。韦伯也不认为资本主义孕育于封建制母体，工业资本主义完全有可能不发展起来。他认为历史中的偶然事件常常改变了历史的惯常进程。他举例说，如果希腊人输掉了马拉松战役，那么我们今天所知的西方文明将不复存在。然而，他片面夸大偶然因素的作用，以之否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就未免过于肤浅了。
韦伯的合理化学说，实质上就是他的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理论。他从理性主义出发，认为社会行动的合理化是历史过程本身的一种趋向，坚信历史是合理性逐步增强发展的历史。他坚持认为，尽管在合理化过程中会有“障碍”和“偏差”，但是近数百年欧洲历史和其他非欧洲的文明社会走上西方所开辟的工业化道路，都证明了合理化是个世界历史过程。他以工业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特别是将“合理化”这一概念运用于解释历史发展时，就演化成追溯资本主义的渊源及其兴衰，“从各个不同方面刻划近代西方文明……的特殊性，并解释了合理化的发展过程。”⑦他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西方城市的发展，古希腊罗马科学的发展与应用；罗马法的继承与完善；由官僚制度管理的理性与法的合理的国家的兴起；生产企业同家庭、血缘关系的分离；直接生产者同土地的分离和自由工资劳动力的产生；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伦理中的两个观念，即“天职”观和“上帝选民”说。在合理化这一方法论下，韦伯还进行世界各大宗教的宗教伦理比较研究，构成庞大的宗教社会学。
二
韦伯在史学研究中所遵循的原则与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研究历史，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法。
为解决现实问题而研究历史是韦伯学术思考的出发点和进行历史考察所遵循的原则。早在少年时代，韦伯就酷爱政治，热衷于社会活动，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思考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历史和前途，研究了都市化问题。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把古代和中世纪的研究“同当代所关心的——工业化、官僚化和民主化的研究结合起来。”⑧1894年，在德国工业，农业无产阶级急剧增大变化时，他研究了东易北河的农业问题，并与古罗马文明的衰落相比较，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报告，论述了德国农业政策和劳工问题，批判了保守的容克集团的立场，维护了德国工业发展道路。他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大辩论中独树一家之言，积极撰写时事评著，以历史眼光看现实。实际上，他一直强调，研究者所遵循的，归根结底是“时代的需要”，而时代也给他指出了“明确的观察方向”。综观韦伯一生的著述，都是围绕着时代提出的问题而展开的，诸如什么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它的产生和发展的道路是什么？个人在这个社会中的命运怎样？这个社会在过去或将来是如何实现17、18世纪时它的思想家所宣称的那种“理性的理想”的？为现实而研究过去，严格说来不是什么方法，不过，这是韦伯历史思考的出发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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