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是韦伯利用其广博的知识而进行的历史探讨。韦伯是个训练有素的法学家、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的著作中，明显地采用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他早年《论中世纪商业团体的历史》和《罗马农业史》，就联合采用了法律、历史和经济的分析法。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的“独到之处，并不在于他多么准确无误地刻划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而在于他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精神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他结合了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宗教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资料和方法，采取系统的综合比较研究，着重论述了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里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他的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系统的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在其著作中，他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表现之一就是社会结构分析法。
韦伯在每一重大课题研究中，都选择了一个中心问题，尽一切努力去思考各种分枝问题，细致地分析研究社会结构。例如，他对东德国农场工人的分析，采用这种方法一步步地考察德国的社会结构；在论述古代文明时，同样以分析军事组织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作为他的研究焦点；在宗教社会学中，以考察世界各大宗教的世俗伦理去分析中国、印度和西方文明中各阶层的不同态度。他的著作，既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经济史，又不是政治史或军事史，而是一种确切的社会结构史。它向人们展示了经济变化如何影响了宗教信仰，技术革新如何导致了社会阶层的转变，政治权力分布又如何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在任何时候都试图表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之间的动态关系。
除了运用传统的历史学、经济学和法学研究外，韦伯还把社会学的理想类型运用于历史研究。韦伯认为，历史学应当力求对各种个别现象，即为时空所限定的那些现象进行因果分析，而社会学的任务则是建立事件的一般法则，而不管这些事件的时空定义如何。前文所述的韦伯的资本主义概念就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当运用于不同历史时期时，则突出其特殊性，区分出两种资本主义类型。由于他强调用因果分祈对一般化因素进行历史研究，从而大大缩小了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差别，使得他的社会学著作同时具有历史学的价值。至于心理学，韦伯认为，对他人的内心活动作心理学的理解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的辅助手段，这一手段只能在应予解释的行动不能根据其意义理解时才予以使用。他认为，在解释非理性行动时，理解其心理状态的确能给予十分重要的帮助，虽然必须限制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使用范围。实际上，他在整个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中，都运用了心理学方法，尤其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
韦伯认为：在任何真正彻底的研究中，尤其是关于亚洲宗教的研究中，人种学资料的应用还没有得到与其贡献相称的价值。他说我们这里必须研究代表各自国家文化的各个阶级的宗教伦理。我们关心的是他们的行为已经产生的影响。现在十分明确，只有用来自人种学和民俗学的事实与之进行比较之后，才能彻底了解这种影响的全部细节。他在研究为什么只有西方出现合理化问题时，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遗传的差别，因而主张采用比较种族神经病学和比较种族心理学的方法。但是，这种带有种族优越论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虽然我们并不反对采用某些生物遗传的资料。
比较研究方法在韦伯的著作中运用得最为广泛。在其理想类型的帮助下，他直接运用了比较研究法。他的比较研究反对历史具有同一性和普遍的发展过程，尤其厌恶对古代社会的解释，包括古代的资本主义，而是把它作为一种“近代”的历史现象。他也相信“普遍的文化发展”，但是集中论述特殊历史现象——它们的发展和衰落——的动态发展。他在历史研究中，使用了几种比较方法：a、确定相同点作为成因解释的第一步；b、进行反面的比较研究；c、以例证说明的类比；d、隐喻的类比研究。
韦伯在弗赖堡大学开设的《论古代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就直接采用了上述各种比较方法。他以古代和中世纪城市的相似性去鉴明它们之间差异的原因。他运用反面类比法，阐述了普鲁士容克把产业向农村转移的错误做法；比较了中世纪、近代人们从土地上迁徙出来，而在罗马晚期人们却从城市迁徙出来的不同历史现象。他利用比较图解的方法，更好地阐明了罗马奴隶的地位。他还对罗马大地产奴隶与加洛林地产奴隶作了比较研究，指出关键性的差别在于后者脱离了主人——领主，被允许有家庭和使用土地的权利。
尽管韦伯广泛地采用了比较方法，他还是在关于封建主义的比较研究中，告诫人们不要错误地用类推法以求同一性。然而，他仍然认为，对于研究来说，采用比较研究和为研究而采用具有启发式的类比推理——如果使用的谨慎的话，对于解释各个不同性质发展之间的原因仍然是极其适用的。
三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韦伯的历史方法论并非完美无缺。就他的理想类型看，过分强调了它的超经验来源，它不是现实的反映，空想的性质占主导地位。这种与现实脱离的概念很难形成科学的理论。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总是力图把社会理解为某种完整性，强调概念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同时使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而韦伯则强调从个别中发展概念，坚决否认概念是现实的反映，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这也就是他理想类型的本质缺陷所在。他的开放的因果关系则过分强调了思想意识的作用，把唯物主义历史观解释得过于庸俗，把它混同于经济唯物主义。实质上，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意识形态对于经济的反作用，同样主张对历史进行多因素的解释，只是主张从整体上、从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揭示经济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关于合理化学说，他的阐释本身就不全面，当运用于探索工业资本主义的形成时，则过分强调了新教伦理的作用，片面夸大西方文化心态的独在性，而且他的立论总是不大和历史的经验材料相一致。他在考察新教伦理这一文化心态的演进对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作用时，主要以英国的例子来论证。但整个欧洲在文化心态上同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彻底决裂却发生在19世纪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时期，其时已远离新教改革好几百年，他正是很少能提供经验材料来支持和维系他的理论思维，在这方面往往缺乏足量的历史事实。
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全面否认韦伯的历史方法论，它仍然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历史的新视角，尤其是他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还是有其可资借鉴之处。
韦伯主张研究者要遵循“时代的需要”，为解决现实问题而研究历史，这种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提倡的。倘以“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为出发点，则会退回到封建史学或资产阶级传统史学的老路上去。诚然，他的“时代的需要”，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与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从现实出发”，有着本质的区别。
韦伯主张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实质上是20世纪科学整体化综合研究发展趋势的体现。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中，他采用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宗教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资料和方法，尤其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成为其综合研究之核心。他关于多学科综合研究及把历史发展看成动态的社会各因素相互推动和前进的总体模式，无疑是正确的。主张在研究中把心理学方法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甚至利用人类学、民俗学或人种学的方法，也符合综合研究的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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