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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再看十二纪的结构体系，我认为余嘉锡先生的创见，似乎有待补充和完善。的确，十二纪六十篇，结构上实可分为两个系统：各纪首篇合为一系统，后四篇合为一系统，二者侧重的角度有所不同。不过余嘉锡先生说：“十二月纪以第一篇言天地之道，而以四篇言人事”，共同体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义，恐怕不够准确。
首先，十二纪首篇，“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④，亦即按十二月序记当行之事，这就并非单纯“言天地之道”，而是说人事应当如何顺应天道，所以仍属“言人事”范畴。当然，十二纪首篇系统“言人事”与后四篇系统“言人事”有所不同，前者是在具体意义上言天子当行之政事，后者则是在比较抽象的意义上言人事，内容既较宽泛，适用对象又不仅限于天子，也适用他人。
其次，十二纪首篇“言人事”，以“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为准则（《仲秋纪·仲秋》），而其余四十八篇，则严格依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义来构建，二者并不等同。所以十二纪首篇所言之事，有些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并没有什么干系。比如，十二纪首篇首节，皆据五行思想言当月之天体、星象，主司帝神、数字、音律、祭祀、天子衣食住行等等，可以说顺应“天数”。天时，却很难看出“生长收藏”之义；又如，《孟春纪》言“天子焉始乘舟”、《季夏纪》言“命妇官染采”，“以别贵贱等级之度”、《季秋纪》言“为来岁受朔日”、《孟冬纪》言命太卜“审卦吉凶”等等，都是因循天时而定人事，但却很难与“生长收藏”挂上钩。其实，十二纪两个结构体系的构建思想，并非绝对矛盾，之所以并不等同，只是因为包容面大小不一，前者大于后者，可以包容后者。因此，只能以“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亦即顺应天道概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思想本质，反之则有以小括大，以偏概全之虞。
所谓“无逆天数，必顺其时”，就是要求不违背天之规律，固顺天时。而四季代兴，是天时变化的反映；“生长收藏”，是“天数”循环的产物，这是古人长期持有的看法。战国以降，论者不绝。黄帝古佚书说：“日月星辰之期，四时之度……天之稽也”（《经法·四度》）；《管子·形势解》说：“天生四时”，“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这种“天道之大经”，古人又或以“生”与“杀”、“文”与“武”概言，并由此推导人事。如《管子·版法解》说：“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黄帝古佚书则说：“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胃（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胃（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经法·君正》）。因此，既然《吕氏春秋》亦视四时为天行，视生长收藏为天之“圜道”⑤，当其十二纪的后四篇系统据此构建时，无疑只能是“因天之生”、“因天之死”以言人事，这当然就是“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亦即顺应天之道了。
显而易见，十二纪这种顺应天道的根本构建思想，正是以“是法天地”以行人事的基本思想衍生，在方法论上则属于“上揆之天”的内容。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正是体现了“天曰顺”的道理，是天道之“信”的具体表现。十二纪依照顺应天道的思想来构建，实质也就是在为“人曰信”中法天之道的部分作诠解。当我们明瞭《序意》篇的思想与十二纪结构体系之间的这种联系，对十二纪的内在结构无疑就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而且，对于探讨八览和六论的结构体系，也不无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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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八览。八览分《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下属六十四篇命题短文（今缺一篇）。在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中，曾对八览及六论的篇章内容作过简略的综合性概括，虽然具体看法不无可商，但“每一部分皆有自己相对突出的论题”这一观点，用诸八览，我是赞同的。其中《先识览》和《审应览》最为明显地体现了这种结构特点，不妨先行引证。
所谓“先识”，指先于常人察知事物发展的征兆，预见未来。览中八篇，或者正面要求人主重贤礼士，借照贤者的远见卓识“先知其化”（《先识》、《观世》、《知接》、《乐成》）；或者从反而指证“智不至”而不信“贤者之言”，“为害大矣”（《悔过》）；或者转入认识论领域，论述正确认识事物所具条件及应当注意的问题（《察微》、《去宥》、《正名》），皆不离既定主题。《审应览》集中讨论言辩问题，侧重三方面论说：其一，告诫人主出言应对，必须审慎，并以“至言去言”为最高境界（《审应》、《重言》、《精谕》）；其二，反对“言心相离”、“言行相诡”的诡辩（《离谓》、《淫辞》、《不屈》）；其三，虚实结合、理事相应，指出言语行动皆当以“诚”为务，才能使人信从（《应言》、《具备》）。上述二览都以览为单位划分主题，意义关连的各篇分属其下。其余六览也具有这样的结构特点，不过这种论证我们先放一放，因为，《先识览》和《审应览》的主题，给我们似曾相识之感，极似《洪范》“五事”中的“视”、“听”二事。如果得到证实，无疑将为分析他览主题，提供线索。
《尚书·洪范》载天帝赐禹之《洪范九畴》，其二为“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五事”各有要求和功用：“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K1AA01.jpg}，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关于“视”，《管子·宙合》说：“目司视，视必顺见，见察谓之明。”董仲舒说：“明者，知贤不肖者，分明黑白也”；“哲者知也。王者明则贤者进、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劝之，知恶而耻之矣”（《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下不注篇名者同）。《汉书·五行志》说：“‘视之不明，是谓不悊’，悊，知也……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则不能知善恶。”这些论旨，皆与《先识览》相合；而且，“识”与“视”意义相关，都指认识事物，由此可知《先识览》主题，实可归结为“视”。关于“言”，董仲舒说：“从者可从”；“‘从作{K1AA01.jpg}’，言王者言可从，明正从行而天下治矣”；《汉书·五行志》说：“从，顺也”；“{K1AA01.jpg}，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虖（乎）！”所引孔子语见于《周易·系辞上》。《系辞上》还说：“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这些论说也都与《审应览》主题相符。因此《审应览》主题，实可归结为“言”。二览主题与“视”“听”二事如此契合，会因为偶然的巧合吗？考虑到“五事”为战国秦汉时人津津乐道、考虑到《吕氏春秋》曾两次明文征引《洪范》⑥，我认为与其说是巧合，倒不如说是参照了《洪范》“五事”来设置主题，更能使人信服。那么其余六览是否还有参照“五事”设置的主题？回答是肯定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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