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特点，足以说明，《吴越春秋》实际上是一部融编年、纪传、本末为一体的特殊史书。三种史体，相互包容，相互贯穿，有机组成，有机结合，这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中是很罕见的。说它是编年体，因为它所叙的事件是严格按时间前后排列的；说它是纪传体，因为它是以人物为中心，按纪传体的本纪写法；说它是本末体，因为它每篇一事，记事完整，“本末咸备”（《郡斋读书志·史部·旁史类》）。历来论此书者，或称之为“编年”、或称之为“纪传”，或讥之为“率尔而作，非史乘之正”，恰恰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
二书在体例上的上述特点，历来被人们指责为“体例颇杂”、“非史乘之正”。我们认为，说它们是“杂史”，名副其实，但其中本末体的叙事方法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这里附带提及一个问题。历来谈论地方志者，莫不以《越绝书》、《吴越春秋》为方志之祖。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关于这个问题，仓修良教授在其即将出版的《方志学通论》一书中，从体裁、形式、内容、文字等方面入手，作了详细的考辨，论证《越绝书》只是一部记载古代吴越历史故事的杂史，而不是地方志。对《吴越春秋》亦当作如是观点。这里就不再赘说了。
三、二书关系考辨
《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同时出现在东汉，它们之间究竟谁先出谁后出，谁影响谁？这又成为一个难解之谜。历来存在着截然对立的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越绝书》“大抵祖袭《吴越春秋》”（黄震：《黄氏日抄》）；另一派则认为，“赵晔《吴越春秋》之文，往往依傍《越绝书》”（钱培名《越绝书题识》）。笔者则认为：这是两部成书时代大致相同而各自独立的史书，谁也没有因袭谁、影响谁。理由申述如下：
过去争论的双方都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两书所记内容基本相同，从而断定相互之间必有影响。这样，争论的焦点便是确定二书成书先后的问题，成书前者必影响后者，成书后者必抄袭前者。而对二书成书先后恰有两种意见，因此聚讼纷纭。然而，二者成书的确切时间，现已无法考证，上述两种观点都属推测，并无实据。但二者都成书于东汉初期，是没有问题的。《后汉书·赵晔传》：“赵晔……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抚卒乃归，……卒于家。”而《杜抚传》：“杜抚……建初中为公车令，数月卒官。”据此，晔卒当在杜抚卒年稍后，约为建初末年（公元83年），则《吴越春秋》当成于建初末年之前。又，书中有“严王何罪国几绝”句，严王乃东汉庄王，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严，则晔书当成于明帝永平元年（公元年以）后。再据《越绝书·记吴地传》云“勾践徙琅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则书当成于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之后。可见，二书成书时间大致相同。
以前人们只注意到两书所记内容基本相同，却忽视了另一个基本事实：即二书都是根据先秦有关吴越史事的文献记载附以民间传说汇编而成。既然二书所依靠的原始材料是基本相同的，作者又都是同时代、同地区人，那么，所收集到的民间传说应该说也是大致相同的。由是观之，两书所记内容基本相同，并不能证明两者之间必然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更何况，二书所记内容也存在着较大差别：《吴越春秋》所记内容要大大超过《越绝书》，而且时间跨度也比《越绝书》长，但反映问题的深度不及《越绝书》；同一事件、同一故事，二书的记叙方式和详略也不尽相同，如记勾践灭吴和文种伐吴九术，具体细节描写及语言措词却有很大差异。更重要的是，从上述可以看出，二书的体例也是截然不同的。二书的篇目也相差很大，《越绝书》篇目很杂乱，无系统，而《吴越春秋》的篇目安排很有规律，井井有条。至于所谓二书都有“内吴外越”的思想，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越绝书》有内传、外传、内经，内、外之分没有一定标准；《吴越春秋》内、外传的区别更无定式，今本与古本的差别就很大，很难说原本就有“内吴外越”的形式（自古即有人疑及）。另外，《越绝书》中有《记吴地传》和《记地传》两卷内容，而《吴越春秋》没有。有人说：《吴越春秋》被皇甫遵删掉的二卷内容正是类似于《越绝书》的这二卷内容（梁宗华文）。但这种设想推测是经不起推敲的。赵晔是东汉著名学者，据《后汉书》本传记载，晔著书甚多，蔡邕认为有的著作甚至要超过王充的《论衡》，学者咸习诵之。这样一位大学问家竟会从内容到形式，甚至篇目一概抄袭别人吗？
总之，无论是谁抄谁，谁影响谁，都是说不通的。它们本来是两部各自独立的史书。
历来对二书高低优劣的评价，几乎一致认为《吴越春秋》不及《越绝书》。如万历《绍兴府志·序志》云：《吴越春秋》“文气卑弱，语多俳，又杂以谶纬怪诞之说，不及《越绝》远甚。”《郑堂读书记》卷二十六亦云：《越绝书》“其文纵横曼衍，颇类《吴越春秋》，而博奥伟丽，赵长君所弗及也。”我细读二书，认为《越绝书》似《国语》，似《公羊》，语言纵横蔓衍，博雅伟丽；而《吴越春秋》在文字表达上较朴实严谨，更接近于史书语言。从记载的内容看，《吴越春秋》固多怪诞之说，但其体例结构的完整性，叙述的系统性，以及反映史实的广泛性，是远超《越绝书》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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