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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史论的史学价值(4)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其特点及价值在于:否认清官、表彰力主北伐的将领;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不以后事而归恶。
    对清官的认识。王夫之否定了以往史学给包拯、海瑞等人以清官的名声,揭示了他们任用申韩之术的实质。他认为:清官,“虔矫任刑杀”,严刑峻法,备极惨毒,以察为名,吹毛求疵。可是他们还要“缘饰以先王之礼教”,来搞恐怖政治。清官“剥丧国脉而坏民风俗”,“鸷击富强”。王夫之认为:“大国富民,国之司命。”(14)清官把富民的财富夺过来,分给贫弱的百姓,一时间得到这部分人的称赞,但他们得来的财富不是通过生产劳动而来,更加以贫弱为光荣。社会风俗不是以多生产为荣,而是以争夺别人财富为人生目标。这本身并不产生财富。我国历史上很重视清官及清官的社会影响,但王夫之对清官的评价却是发前人所未发。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封建经济下的小生产者看不见也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总是希望别人保护自己、给自己恩赐,这是落后意识的表现。故批评清官存在的社会条件--农民中某些不以劳动为荣的人,是有其合理的地方的,认识高出于前人,但他全盘否定清官的进步作用,则是过激的。
    王夫之对力主北伐、恢复统一局面的将领如桓温、刘裕等,十分推崇。桓温、刘裕当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相对时代,抗表北伐少数民族政权,都受到当时人的责难与阻挠,披有僭伪的恶名,而责难他们的言词被史家誉为“讦谟”。王夫之认为:当时反对桓温等北伐的实质理由是“为宰相保其勋名,为天子防其纂夺”,因此,“天下胥以为当然,而后世因之以无异议”。这是“是非之舛错。”可是要是桓温等“功成而篡,犹贤于戴异类以为中国主。”很明显,他表彰桓温等是跟清朝入关直接相联系的。
    王夫之评论历史人物,能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他在评论封德彝策突厥时说:“言有不可以人废者,封德彝之策突厥是也。”“德彝曰:‘不战而和,示之以弱;击之既胜,而后与和,则恩威并著。’斯言也,知兵、筹国、相时之术也。”武则天当政时,崔神庆从维护太子利益出发提出一条建议,王夫之说:“神庆之言此者,虑诸武之假旨以召太子而害之也。其人虽不肖,其言之为功亦伟矣。”评论晋朝傅咸、荀勖时,他说,傅咸忠、荀勖佞,这是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但“其议省官也,则勖之说为长。故听言者、不惟其人,惟其言而已矣”所以王夫之揭示说:“明主之求言,大臣之广益,无择于人也;言而可听者,乐取其言,以释吾回而增吾美也。若其用人也,则不以言也;言而可听必考其用心之贞淫,躬行之俭侈,而后授以大任。”王夫之这种评价人物特点即从集思广益、吸取更多智慧目的而来的不以人废言,和从延揽人才更好地实行阶级统治目的而来的不以言废人的认识特点,是难得的见解。再者,不以后事而归恶,即不以某人一生中最后阶段的某几件事而影响到他前半生的评价。即具有以阶段来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特点。如有人认为象曹操当其起兵平定董卓时就有雄踞天下之心,王夫之说这是以后事而归恶:“于斯时也,厥起以与卓争生死,曹操孙坚而已,”“既败于荥阳,且劝张邈等勿得迟疑不进,失天下望,而邈等不用,操乃还军。当斯时,操固未有擅天下之心可知也,以为操早有擅天下之心者,因后事而归恶焉耳。”“谓操与坚怀代汉之心于起兵诛卓之曰,论者已甚之说,岂谅人情、揆天理、知兴废成败之定数者乎?”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看,王夫之这种评论人物特点是以发展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是充分地注意到历史人物所处的环境的。
    王夫之史论在历史认识方面,有许多精采见解,上面所论四个方面是其荦荦大者。王夫之史论不仅具有历史认识价值,而且在史学发展上也有重要价值。
    任何思想家的思想发展都是借助于前人的思想资料。王夫之史论亦不例外,他在历史思想、史论撰述、史学方法上,都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比前人有所进步和发展,显示出他的史论的史学价值。
    历史进化思想。社会历史是不断前进的,还是一代不如一代? 这是反映史学家历史观点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我国,自先秦以来在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问题上,长期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论存在着。孟子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15)是与五行说有联系的循环论。邹衍也宣扬五行说:凡帝王将兴,天都要给人们一个兆头。土、木、金、水、火,循环不息,(16)北宋邵雍又编造了元、会、运、世的循环说。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基本上因循不变,只有一点删补,他又从三代演绎到百世,历史的运动也只是数量的增减。(17)董仲舒认为作为历史中轴的“道”是不变的,历史围绕着这个中轴也是不变的,若有变化,那么只是偏离中轴和纠正回来之类的一点“损益”,当然谈不上本质的变化了。董仲舒实际是以承认历史的量变为手段来否认历史的质变。(18)所有以上的理论,都没有认识到社会历史是个有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
    王夫之有他自己的历史进化思想。在自然观中,王夫之提出了“天地之化日新”的命题,认为整个宇宙的运动变化是个不断更新的过程。“推故而别致其新”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王夫之将这种自然观,运用于对历史的考察,认识到人类的发展,如同自然界一样,也是一个“日新之化”、“推故致新”的变化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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